我們還記得，孔子的腦袋那時候被畫得跟土豆似的。孔子之所以叫“孔丘”，就是因為他腦袋長得不平。人們又說他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走到哪兒都不認識路。我們所看見的其實是一個被妖魔化的孔子。
一說孔子，就是孔老二；孔老二有什麼思想，就是克己複禮；大家還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但是，我們有幾個人真的知道孔丘何許人，他有什麼思想？我們見到的是一個被妖魔化的形象，完全隻是一個被批判的載體，至於他的真實麵貌我們已經不關心了。
我們知道，一直被奉為正統的儒家思想，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到辛亥革命，這中間它很少遭到全麵性的顛覆，而在上一個世紀中，它遭遇了兩次全麵性的顛覆，這意味著什麼呢？
孔子隻是一個符號載體，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儒家思想的遭遇意味著中國文化主體血脈在二十世紀遭遇了重創，出現了斷層。那麼要怎麼去整合呢？在這片廢墟之上，人們心中的困惑太多了。我認為，我們已經用整個二十世紀走過了這麼長的苦難曆程，我們對曆史已經批判得過多。今天，我們要趕快完成一種文化建設工作。這種建設的呼喚，存在於每個人的心裏。
改革開放給中國人帶來一個最好的時機。現在國力強盛，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科技發明很多，那麼這麼多的進步，就能讓我們內心的幸福感得到提升嗎？有時候，人們會由於選擇過多而迷惑。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沒什麼選擇，大家心裏都很平衡，但是到這個時候，我們會選擇什麼呢？我覺得今天麵對文化建設的呼喚和選擇標準的迷惑，一定要有文化的回歸。關於這種回歸，並不是說儒家文化或者說整個的中國文化變為唯一的精神救贖，大家在上麵一下就能找到自信，而是說在這種回歸的曆程中，我們更多地發現內心的願望，找到參照的坐標係。當每一個人都進入內心的審視和對中國文化有所領悟的時候，我覺得文化建設的時代正在來臨。這不是意味著它已經建設起來了，而是意味著每個人都開始參與了。我覺得，今天的國學熱這個熱潮就是這麼起來的。
張越：你說到我國整個二十世紀經曆的精神的紛亂及其重構過程，其實不僅僅是中國經曆這個過程，這一百年全世界都在幹這件事情，顛覆傳統，然後價值紛亂，然後回歸傳統，西方也是經曆這樣一個過程。
於丹：這是一個螺旋形的上升。我認為這種回歸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而是整合以後的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好事。
張越：就我們中國的現實來說，我們價值多元化，同時又伴著價值虛空。
於丹：對。
張越：你可能日子過得好了，但是你心裏會覺得不快樂，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就是回到古典。可以說，這一次的熱潮中，你作為一個標誌性人物，是天時地利人和的結果，是吧？
於丹：對，天時地利人和。我覺得，也跟我出現的方式有關係，我不是以一個大學教授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麵前的。如果以教授的身份來開講，我應該講傳媒學，但是我講的不是我現在教的專業內容。其實，我隻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人，麵對《論語》，完成了一次自我心有所得的呈現，進行了一次用普通民眾話語的溝通。我認為，這裏麵是非學理性的因素在起作用。
我覺得《百家講壇》是一個大眾傳媒的平台，它要麵對的就是普通的大眾。大家可以說，這個人她不是什麼教國學的大學教授，她就是一個普通中國人，一個“文革”時期才出生的女人，這一切都跟經典不太沾邊，但是這樣一個人她能讀《論語》，那麼一個農村大媽她有什麼不能讀的，一個中學生他有什麼不能讀的，一個下崗職工他有什麼不能讀的？我都這麼讀下來了，大家願意讀都可以讀啊。
人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生命去還原一種經典，也就是說，讓曆史活在當下，用生命去激活經典，這是一種可能性。大家都參與到裏麵來了。我覺得，我傳遞的這樣一種可能性，比起我講的內容，其價值要大得多。
張越：你覺得你現在講《論語》，講《莊子》，說話方式跟你以往講課時說話的方式一樣嗎？
於丹：基本上是一樣的。我在大學裏麵講課，其實也是一個老講故事的人。我覺得，我是念傳媒專業出身，有一個根深蒂固的印象，就是當你傳遞無效信息，用語流去襲擊受眾的時候，你是不負責任的。我們傳播信息，不在於你傳遞的信息有多少，而在於裏麵有效信息有多少，就是人們要能記住你的東西。
怎麼記住？人們一般容易記住有情節的東西，感同身受的東西。所以，從單純的義理去闡發，你語流再龐大，也是無法記憶的。所以，我在大學裏講課就老講故事，而且就是這樣一個話語方式。當然，講的內容不同，學理層次也不同，可能有很多專業性的東西。我用這樣一種方式更有意識地跟大家溝通，一定要離現在的生活近，讓大家帶著疑問去貼近經典。沒有這個問號，經典那個沉甸甸的封麵是翻不開的。
張越：你是說，講得再好，如果對方全沒聽進去，那就是沒用的。
於丹：對。
張越：這是學傳媒的人的一個基本訓練。
現在我替觀眾問一個問題。有觀眾問，你講仁義禮智信，這個在當今社會還有積極意義嗎？
於丹：其實，《論語》裏麵有很多東西是在孔子那個時代提出來的。今年應該是孔子出生後的兩千五百五十九年，他那個時候提出來的東西，當然有很多是過時的了，比如說禮。那個時候是一個宗法製的社會，禮是維持整個社會結構的一個紐帶，所以孔子對禮有很多迂腐的堅持，比如他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論語·八佾》）他對魯國季氏“八佾舞於庭”的僭禮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如果在禮上越級，孔子認為是不可容忍的事情。再比如他還提出“克己複禮”的思想，這在朱熹的時代都有過很多的探討。這些東西都屬於過去的時代，但是《論語》裏也有一些我認為是關乎人性、是屬於任何一個文明社會裏核心價值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