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知道這場災難什麼時候才能到頭，隻有默默地祈求上天布施恩澤，救萬民於水火之中。
災後重建，波折不斷。
這次災難，是清朝甚至是中國史上曆時最久、範圍最廣、後果最為嚴重的災難。直到1878年年初，整個災區的旱情才開始逐漸減輕。可是北方大部分地區以及山西省，旱情還未得到緩解，人間煉獄還在這片大地上，不曾落幕。
五年的天災，導致兩億人流離失所，背井離鄉，妻離子散，人生的大悲全都壓在飽受折磨的災民身上。很難想象，如果身心俱疲的他們，再經曆一次災難，那又會是怎樣？隻是，這個世間，有時真有這種可能。
光緒五年（1879年），眼看災情得到了控製，人們也可以稍微喘息一下了，可是，暴風雨後，出現的不一定是彩虹，也有可能是更大的暴風雨。
當時，死裏逃生的人們心中燃燒著生的火焰，大家鼓起勇氣，準備重建家園，可誰也沒有預料到，就在1879年的7月1日，一場新的災難悄悄來臨。
這天，大地突然開始搖晃，搭好的房屋開始坍塌，華夏大地又一次陷入了無盡的苦難之中。隨後查知，當天在甘肅武都，出現了震級達8級、烈度為11度的大地震，而大部分旱災區域也在地震波及範圍之內。
1875年至1879年，是中國曆史上慘絕人寰的幾年，給大多數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
這樣一場亙古未聞的奇災，被以“奇荒”這樣的字眼載入史冊，這是很少見的。其影響之大，遠遠不亞於世界上任何一場災難，它對當時整個社會生活產生的強烈衝擊也是前所未有的。
（5）溫故1942：一場因冷漠和忽視而釀成的世紀大災難
2011年2月，馮小剛導演向外界透露自己要拍一部關於“母親”的電影，這就是被稱之為“史詩般的災難片”——《溫故一九四二》。《溫故一九四二》改編自劉震雲的同名小說，講述的就是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水旱蝗湯”四大災害給河南人民帶來的苦難。1993年，當劉震雲將自己的這部小說經王朔轉給馮導時，馮導當即愛不釋手，執意要拍這部電影。談及拍攝該片的初衷，馮小剛不無感慨地說：“我們這個民族是一個災難深重的民族，是災民後代。我們對自己認識不夠，也不願意認識。這個電影是逼著大家來認識。它在撕開曆史給大家看的時候，依然可以看到掉進深淵裏的人的人性溫暖。”
那麼，這到底是一場怎樣的自然災害呢？它何以有如此的震撼力讓眾人引頸相望、深為關注，讓一位導演不惜投入滿腔的熱情全力籌拍呢？
良田變沙灘，饑荒來襲。
1938年5月，抗日戰爭進行到激烈的階段，中國軍隊節節敗退，日軍攻陷徐州，並沿隴海線西犯，逼近中原重鎮鄭州，震驚武漢。同年6月9日，為阻止日軍西進，國民黨總統蔣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辦法，密令扒開位於河南省鄭州市區北郊17千米處黃河南岸的渡口——花園口，造成人為的黃河決堤改道，使洶湧的黃河水向東南奔流，以阻止敵人的進攻。
雖然敵人的腳步被阻擋住了，但黃河決堤卻造成一千多萬人受災，近百萬人死亡。然而，這場慘無人道的暴行並未停止，黃河泛濫所形成的黃泛區給百姓帶來了更為嚴重的災難，豫東平原的萬頃良田沃土瞬間變成了沙灘。從1941年開始，剛剛飽受水災折磨的河南人民又迎來了旱災，隨著旱情的加重，一些地方甚至出現“絕收”現象。
可惜，屋漏偏遭連夜雨。大旱之後，又遇蝗災，寄托著老百姓最後希望的莊稼被蝗蟲啃個精光。痛苦和無奈寫在了每個人的臉上，農民們隻能通過啃吃草根和樹皮充饑止餓。
可這時，他們還未意識到，死神已經開始悄悄地伸來了罪惡的觸角。一段時間後，樹皮基本上被剝光，草根也幾乎被挖完，農民因饑餓而死亡者不斷增加，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人吃人、狗吃死屍的慘狀。絕望之下，大批的百姓開始向南方逃荒和遷徙，到達浙江長興、湖州、安吉一帶，還有部分民眾西出潼關做了流民，在途中，餓死、病死、扒火車時從列車上摔下來軋死者亦不計其數。據統計，在1942年至1943年饑荒降臨的兩年之內，在災難中喪生的人數多達300多萬。
政府對災難的無視。
如此之大的災難為什麼沒能引起政府的關注呢？是什麼原因促使在災難中死去的人數愈來愈多，卻又難以遏製呢？讓人痛心的是，在這場浩劫中首個挺身而出的不是政府，而是重慶《大公報》駐河南的戰地記者張高峰。1943年2月，張高峰在《大公報》上刊登了他從河南災區親眼目睹的實況報道《豫災實錄》，然而，這篇報道卻遭到了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三天的嚴厲處罰。
據他報道，在如此大麵積受災和餓死人的情況之下，國民黨政府向河南地區征收的軍糧和賦稅並沒有減少。而在此之前的1937年至1942年五年間，河南兵糧的貢獻始終是全國第一。這場饑荒爆發時，國民黨政府不但沒有及時給予關懷和慰問，反而不聞不問、不理不睬，更沒有對受災地區采取任何相應的賑災措施，可以說是置災民於水火而不顧。更為滑稽的是，蔣介石倒裝起了糊塗，他不但不信河南有災，還說報道是謊報災情，並將災情報告裏的“哀鴻遍野”、“赤地千裏”批成是“謊報濫調”。
於是，幾百萬民眾受災的消息就這樣被封鎖了，成為全國新聞媒體的盲區。國民政府的這一舉措，歸根結底是蔣介石為了掩飾其炸開花園口所造成的惡果，和保住其軍事力量以達到維持統治地位的目的所導致的。因為一旦承認災荒並幫助災民救災的話，不僅要耗費大量的財力，還嚴重影響到軍糧的征收。
國民政府的不作為已然讓人心生怨恨，更讓人氣憤的是，一些政府軍的高級軍官竟然為了滿足個人私欲，將部隊的軍糧賣給災民，大發橫財。官員的貪汙和腐敗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如此，來自地方政府的官吏，西安、鄭州的奸商還囤積了大量的糧食，昧盡良心，以罪惡之手購買廉價的土地。當時，駐守在河南的第一戰區副司令湯恩伯手下的軍隊道德淪喪、軍紀敗壞，在餓殍遍野的時候，他們竟然還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無惡不作，給河南災民造成了比自然災害更為嚴重的災害。
白修德的功勞。
當國民政府對災民的苦難置之不理，中國的記者因為害怕被政府革職或殺頭而不敢前去采訪時，時任美國《時代周刊》的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卻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親赴災區，探察災情。
1943年2月下旬，白修德同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從重慶飛抵寶雞，然後乘列車前往河南。沿途的一切讓他目不忍睹，在洛陽，他看到一些血肉模糊的僵屍不時地從列車上摔下來；在荒無人煙的村莊，他看到一條條瘦弱的野狗將埋在沙灘裏的屍體刨出來然後撕咬。痛心疾首之時，他不忘用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這一幕幕淒慘的場景。在當地傳教士的帶領下，他找到一些幸存下來的災民進行采訪，通過采訪，他了解到，災民吃人已不是新鮮事，重要的是眼前的抉擇是吃死人還是活人。
采訪完後，河南省政府的領導在鄭州熱情地接待了他們，並為他們置辦了豐盛的晚宴：栗子燉牛肉、胡椒辣子雞、豆腐、魚、蓮子羹、米飯、炸春卷、熱饅頭、兩道鮮美的湯和3個白糖餡餅。在人吃人、狗咬屍體的災情中，麵對這一桌佳肴，白修德說：“這是他吃過的最好的宴席之一。”
白修德突然領悟了，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不是大自然，而是被冷漠、貪婪和自私包裹著的國民黨政府。他馬上意識到，要想挽救千千萬萬的災民，此時此刻，自己最需要做的就是將這裏的情勢傳遞出去，讓世界知道災區的實情。返回途中，他經過的第一個電報局是洛陽電報局，憤怒難抑的白修德馬上決定向《時代周刊》本部紐約發稿。但在發稿時，他的內心忐忑不安，因為按照慣例，國民黨的中宣部要對此進行檢查，而且很有可能會被扣下來。或許是電台的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或許是報務員出於良心的譴責大義凜然地違規操作，令人意外的是，這份電報竟幸運地逃脫了檢查，並順利地發到了美國本部。
於是，消息很快在《時代周刊》傳開，歐美輿論一片嘩然。當時正在美國進行訪問的宋美齡聞訊後，頓時大怒，認為這有損中國政府形象。因她和《時代周刊》老板亨利·；盧斯是好朋友，便要求盧斯解雇白修德。盧斯對宋美齡的這一無理要求並不理睬，反而對白修德的舉動大為讚賞。
回到重慶，白修德開始馬不停蹄地為援救災民爭取寶貴的時間，他先是將沿途的所見所聞報告給美國駐華使館和中國國民政府的國防部長，然後又拜會了國民政府的立法院院長和宋慶齡，請求他們能夠給河南人民以物資救災。白修德雖身為一名外國人，卻對河南人民的悲慘遭遇表現出了莫大的同情並竭盡全力地為他們尋求幫助，充分展現出了一位國際友人的國際主義精神。
然而，由於他悲憤至極，以至於當麵指責政府官員的腐敗惡化了河南的饑荒，因此被有關領導反咬一口，說他是共產黨員，是國民黨政府的敵人。白修德不顧一切，繼續做著他認為值得做的事情，並通過宋慶齡請求麵見蔣介石。雖然宋慶齡以蔣介石長時間視察疲憊為由婉拒了白修德，但白修德仍舊軟磨硬泡，五天後，他終於得以走進蔣介石的辦公室。
白修德的高談闊論並未引起蔣介石的格外關注，他不流露絲毫感情地說：“在中國，人吃人的事情是不會發生的。”白修德見蔣介石還是執迷不悟，便激憤地說道：“我親眼看到過狗吃人！”蔣介石說：“不可能。”白修德不得已拿出了野狗吃人屍體的照片給蔣介石看，蔣介石的臉色馬上變得凝重起來，然後表情變得很尷尬。隨後，蔣介石讓白修德提供完整的報告，並稱讚他是一位優秀的調查員，對他的勇氣表現出欽佩之情。
事實證明，一旦政府采取救災措施，災情便會緩解很多。於是，滿載糧食的列車開始由陝西運到河南，鄉間各地設立了粥站，省政府也忙了起來，大量的銀元也漸漸由重慶流向了災區。
曆史的反思。
“災荒完全是人為的，如果當局願意的話，他們隨時都有能力對災荒進行控製。”這是一位留在河南的傳教士親眼目睹這場災難後得出的結論。經濟學家馬蒂亞·；森說：“貧困不但是一種供給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種權利分配不公，是當權者對人們權利的剝奪。”事實證明，雖然饑荒與自然災害有密切關係，但客觀因素隻是起到表麵的作用。政治體製的不民主、權利的不平等、言論自由的缺乏、信息的不透明才是加劇貧困和饑餓、導致大規模死亡的饑荒發生的主要原因。
因此，人類對重大災難的深刻反思，往往能成為社會改革與進步的重大契機。多難興邦，一個民族失去的東西，隻有經過深思與反省，才能找到缺口並加以彌補，從而更好地去應對未來。
（6）埃塞俄比亞的大饑荒：埃塞俄比亞的巨大打擊
有著“非洲屋脊”、“東北非水庫”之稱的埃塞俄比亞，位於紅海西岸的東非高原上。貧瘠的大地上，人們的生活甚為艱苦。可整個阿非利加州就像是一個被上帝遺忘的地方，連年的戰亂與饑荒，在本不富饒的大地之上接二連三地上演著。
自公元九世紀開始，埃塞俄比亞就飽受天災人禍的摧殘，苟延殘喘著。至1972年，埃塞俄比亞更受到了史上最嚴重的打擊，讓奄奄一息的國家再次陷入空前的危機當中。
讓我們回顧這段非洲曆史上的重大災難，看看飽受磨難的埃塞俄比亞人民生活在怎樣的水深火熱之中……
那一年的雨，災難的開始。
埃塞俄比亞的大饑荒，起源於1971年的雨季。
那一年，雨季如期而至，天空降下甘霖，滋養著大地。隻是，雨季的降水量顯得有些反常，不似往年的充沛。
第二年（1972年）的雨季，降雨量再次大幅度減少，農田得不到充足的灌溉，糧食也大量減產。
直到1973年春的雨季，天空中除了炙熱的陽光，什麼都沒給人們。接踵而至的是嚴重的旱災。眾所周知，埃塞俄比亞中間凸起，邊緣低陷，境內的河流都發源於中部高原地區。隨降水量的減少，導致低穀地區的河流得不到補給，以至於北部的沃洛省，成為了最嚴重的受災地區。其災民大量地出逃，導致國內一片混亂。而南部地區的災情雖沒北部的嚴重，但是也在進一步的惡化當中。
在烈日的照射下，貧瘠的土地愈加幹裂，河穀中的水流量也大幅度減少，埃塞俄比亞的大地上很難再能生長出糧食。最終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導致大批的難民因為饑荒流離失所。屍橫遍野、餓殍滿地的慘景出現在大街小巷，至今仍令人不寒而栗。
正是由於以上原因，埃塞俄比亞的巨大災難一發不可收拾。
沒有重視饑荒的後果。
俗話說“有備無患”，隻是埃塞俄比亞的塞拉西皇帝，那時候還不能理解中國的這個成語。
回到1972年年末，大災難正在悄悄地拉開帷幕。
1972年11月，農業部在當年的研究報告中，固執地說這場饑荒不會那麼早到來。
1972年12月，1000多名難民受到埃塞俄比亞紅十字會的幫助、救濟，逃離了災情嚴重的沃洛省，到達了埃塞俄比亞的首都亞的斯亞貝巴附近。
1973年年初，大量難民走上位於沃洛省一段兩側的東北高速公路，攔車乞求食物。
1973年3月，1500名受災的農民自發組成的隊伍在其前往首都亞的斯亞貝巴的途中被警察攔回。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災難來臨的前兆，政府應該采取相應的援救措施，將饑荒的程度減到最低，可是，政府在災難的早期階段，什麼也沒做。當然，這也不是政府的錯，誰叫塞拉西皇帝正忙著進行他奢華無比、豪華程度令人嘖舌的80大壽呢。正是因為塞拉西皇帝不下達積極應對災情的政策，結果造成了20萬人餓死的慘劇發生。
雖然當地的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和瑞典資助的埃塞俄比亞營養機構在反饑荒行動的早期階段也采取了一些援救措施，但總而言之，錯過了援救的最佳時機，使災難的嚴重性無法避免。
在此之後，政府采取的唯一援救行動便是建立難民營。但是，由於援救措施沒有在災難的早期階段實施，使後來暴露出的問題越來越多。如，難民營中過分擁擠，衛生條件極度惡劣，疾病防治得不到全麵的重視等。
1973年8月，饑餓危機達到高峰期，6萬多災民擠在本來隻能容納2萬人的難民營中。而僅僅兩個月之後，難民營中的人數已經銳減至1。5萬人，因為其他人都死了。
觸目驚心的數字無不在告訴我們，在沒有防患於未然的情況下，這次災難對埃塞俄比亞這個本就貧瘠的國家，產生了巨大的打擊。
“兩次”可怕的災難。
發生在埃塞俄比亞的這場悲劇，使這個貧瘠的國家奄奄一息。究竟是哪“兩次”災難造成了這一切呢？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
1972年開始，位於埃塞俄比亞東北部的沃洛省和提格雷省以及該國的其他地區首先受到了饑荒的影響。農業、經濟深受打擊，一蹶不振；百姓哀號遍野，生活在水深火熱的慘狀當中。雖說1973年是大饑荒的最高峰，但災情在1973年年末已得到了有效的控製，各地區有明顯恢複的跡象。但第一次災難有所好轉之後，第二次災難緊隨其後。
位於埃塞俄比亞東南部的哈勒爾蓋省，1974年才發生大饑荒。這使廣闊的遊牧區牲畜暴死，油料、咖啡、花生等農作物也急劇減產，人口比例迅速下降。
前後兩次災難，因饑荒而死亡的人數高達20餘萬人，這對埃塞俄比亞來說是個沉重的打擊。
嚴重的饑荒，自古以來都伴隨著埃塞俄比亞的人民。據相關資料統計，幾百年來，埃塞俄比亞先後有上百萬群眾死於饑荒的夢魘當中。如今，在亞的斯亞貝巴的街頭，已經看不到明顯的饑荒跡象，但饑荒的巨大陰影，依然揮之不去。
（7）薩赫勒地區特大旱災：引發大饑荒的“非洲災難”
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區，被人們稱之為薩赫勒，阿拉伯語是“邊緣”的意思。薩赫勒泛指馬裏、塞內加爾、乍得以及埃塞俄比亞、蘇丹、索馬裏等國家和地區的熱帶草原地區，有著近24億的人口。
這個意為“邊緣”的地區，常年遭受著撒哈拉沙漠幹熱風的侵襲，熱帶草原也日漸沙化，成為世界上幹旱的高發地區。20世紀70年代，薩赫勒地區發生過連續五年的幹旱，其間有些年份滴雨未下。
20世紀80年代，撒哈拉沙漠幹熱風再一次侵襲了薩赫勒地區，被世人稱之為“非洲災難”。
究竟是怎樣的一場災難，能讓世人稱為“非洲災難”。讓我們穿越曆史的塵埃，去看看“非洲災難”的真實狀況……
首當其衝的重災區：“東北非水塔”
埃塞俄比亞是位於非洲東部的高原國家，素有“非洲屋脊”之稱。而且，其中部高原地區是境內三十多條河流的發源地，灌溉著廣闊的東非土地，因而又有“東北非水塔”的美稱。
而這個有著“非洲屋脊”與“東北非水塔”之稱的國家，早在1972年就已經發生過一次慘絕人寰的大災難。那麼為什麼在20世紀80年代的薩赫勒旱災中，它再次成為受害最為嚴重的國家？讓我們一起追溯到1984年去看看吧。
1984年的埃塞俄比亞有點兒“不正常”，因為那一年的降雨量驟然減少，部分地區比正常年份減少了60%；有的地方甚至銳減到了100%，滴雨未下。這對於降水量本來就少的非洲來說，無疑是最大的災難。這次幹旱造成全國95個縣受災的情況非常嚴重，災民餓死的餓死，逃走的逃走。
由於旱情嚴重，病怏怏的大地不堪重負，散發出死亡的氣息，莊稼枯死，河流枯竭。尤其是在1984年，這是埃塞俄比亞近年來最痛苦的一年。在這短短的一年中，有300萬人因糧食短缺淪為災民。其間，旱情在短短幾個月內還引起了饑荒和疾病，一瞬間便奪走了30萬人的生命。可是，這些災難還遠遠沒有結束，這隻是天災的“開場白”，更為嚴重的災難在1987年降臨在了埃塞俄比亞大地上。
1987年，埃塞俄比亞再次受到旱災的侵襲。尤其是在北部，哀號不絕，餓殍遍野，百姓們背井離鄉，大批大批的難民死在了逃亡的路上，滿天盡是黑色的禿鷲在盤桓，在嘶吼，展示著一幅世間毀滅的悲慘地獄圖。埃塞俄比亞多年來受撒哈拉幹熱風的侵襲，田裏的莊稼得不到雨水的滋潤，糧食顆粒無收。據相關數據統計，1987年至1988年，埃塞俄比亞北部地區連續兩年降雨量減少了3/4，造成土地幹裂，糧食收成也隨之減少了80%，400萬人受到饑餓的嚴重威脅。再加上河流得不到雨水的補給，幹涸見底，各種通過汙染水質傳播的傳染病，席卷埃塞俄比亞大地，折磨著受災群眾。
麵對嚴重的饑荒，麵臨水資源嚴重緊缺的問題，埃塞俄比亞已經成為了但丁《神曲》中的煉獄。這就是為什麼“東北非水塔”在20世紀80年代的薩赫勒旱災中首當其衝，成為最嚴重的受災區的原因。
不容樂觀的其他災區。
除了埃塞俄比亞之外，非洲的其他國家的受災情況也非常嚴重。
首先是位於非洲西部、撒哈拉沙漠南緣的西非國家——馬裏，也是20世紀80年代重大旱災的受災國之一。1982年，撒哈拉幹熱風來襲，其境內的重要糧食產區——尼日爾河套地區河流幹涸，導致數以萬計的土地得不到灌溉，田裏種下的種子被悶死在幹土裏，人們沒有糧食，隻得活活地餓死。不僅如此，昔日的特南古地區也遭受了和尼日爾河地區相同的境遇，以至於稻米播種量急劇減少，導致整個國內的糧食供應不足，馬裏全國上下陷入了恐慌。
其次是位於非洲大陸西部的塞內加爾。這是一個西鄰大西洋、受信風帶影響、年降雨量約600公厘的國家。就是這樣一個臨海的國家，也抵不住撒哈拉幹熱風的襲擊。草原變成了黃沙，綠樹變成了光禿禿的“牙簽”，全國高粱、粟和花生等主要農作物產量大幅度下降。荒蕪的田地裏，種下的種子，始終也衝不出貧瘠的土壤。
然後是有著“非洲死亡之心”之稱的乍得。因為乍得是個偏遠的內陸國家，氣候屬於沙漠氣候。旱魃一來，這個幹旱不斷的小國災情更是異常地嚴重。連續兩年，其境內缺糧將近50萬噸，受災和死亡人數達數十萬之多。乍得在災難中成為了真正的“死亡之心”，沒有一絲生機。
持續多年的幹旱，使整個非洲的糧食產量急劇下降。據官方統計，安哥拉、萊索托以及博茨瓦納的糧食產量都下降了50%以上；埃塞俄比亞和肯尼亞分別減少30％~40％，而毛裏塔尼亞的產量下降了近90%，畜群死亡率達30%。
非洲大地連年的幹旱，使受災國家的糧食產量急劇下降，饑餓的災民隨處可見，如何解決人民的饑餓問題是當時最大的難題。嚴重的“非洲大饑荒”該如何緩解，儼然成了非洲各國和國際社會相互討論的焦點。
人道主義的國際救援。
自1982年開始，“陽光灼熱”的非洲大陸，貧瘠的土地就像一張老人的臉，死氣沉沉；而幹涸的河流，就像臉上的血管，隻是血管裏早已沒有了血液的循環。流離失所的饑民布滿在阿非利加州的大地上，太多你難以想象的情境，在這裏一幕幕地上演著。
毛裏塔尼亞，饑餓的災民用蟲子充饑果腹；烏幹達驚現“人吃人”的人間慘劇。不管是塞內加爾境內浮屍遍野、黃沙四起的景象，還是蘇丹婦女眼中的痛苦與絕望，非洲大地上的災民，已經再也經受不起苦難的折磨。他們看著身邊的人餓死，活下來的人也都骨瘦如柴。婦女們用瘦小的身軀，虛弱地抱著奄奄一息的孩童，眼中充滿了無助。最後，大批的攝影師和媒體記者來到非洲，將非洲的情況報道給全球的人們。
1983年，聯合國終於發出了“救救非洲”的緊急呼籲，為非洲大饑荒提供了近600萬噸糧食援助。隨後，許多國家也加入到了聯合國的救援隊伍中，上千噸的藥品、衣物、帳篷等生活急需紛紛運至埃塞俄比亞。而正是這些大量的救災物品，對緩解非洲的大饑荒起到重要作用。
（8）倫敦大火：倫敦火災之最
英國著名政治家本傑明·；迪斯累利曾說過“倫敦不僅是一座城市，也代表了整個大不列顛”。
1666年的倫敦大火，是英國曆史上最嚴重的一場火災。它毀掉了聖保羅大教堂在內的許多建築物，給倫敦市民帶來了沉痛的創傷。可是，英國就像鳳凰一樣，在大火中涅槃重生，造就了它歐洲霸主的地位。
英國為何會在火災中“重生”？究竟是怎樣的一場災難，讓倫敦的麵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讓我們撥開層層的煙霧，一起去揭秘倫敦大火背後的故事……
一場鼠疫引發的“火光之災”
故事應該從1665年說起。就在大火發生的前一年，一場毀滅性的鼠疫災難席卷歐洲大地。僅倫敦地區，在短短的三個月內人口就減少了十分之一，死亡人數達到了六七萬左右，倫敦市民籠罩在鼠疫的夢魘中。隨著鼠疫的擴散，英國皇室與倫敦市內的有錢人紛紛逃離倫敦，前往牛津暫避禍端。
那一年的倫敦如同一座死城，市內大片的房屋空置，集市再也沒有叫賣的熱鬧。大街小巷中，除了深受鼠疫折磨的窮人，便什麼也沒有了。人們連生存都成問題，自然而然地，防火意識也變得很薄弱。
一年以後，1666年的倫敦依舊籠罩在陰霾當中。而真正的災難，正在從醞釀中爆發。
1666年9月1日的深夜，整座倫敦都沉溺在睡夢之中。在城市的某個角落，英國皇室的麵包師約翰·法力諾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位於布丁巷的住所。疲憊的約翰，回到家中繼續工作。當烤完所有麵包的時候，他早已疲憊不堪，倒在床上就睡著了。可是他臨睡之前忘記熄滅麵包爐裏的火苗。到了淩晨兩點左右，在約翰熟睡之時，火苗越來越大，進而引燃了附近客棧的幹草堆。緊鄰布丁巷的伊斯特奇普市場也遭受波及。人們從睡夢中驚醒時，熊熊的大火已經直衝天空，一片巨大的火海在黑暗中的倫敦蔓延。
遺憾的是，人們都沒對這場火災給予重視。因為在倫敦地區，到處都是木製結構的房屋，人們對火災已經司空見慣了。當倫敦市市長聽說火災發生的時候，還調侃地說“女人的一泡尿都能把它熄滅”。
如果說麵包師約翰是引起火災的凶手，那麼倫敦市市長就是助長火災擴散的幫凶。正是因為他的戲謔和疏忽，一場英國曆史上最嚴重的火災爆發了……
燃燒四天的大火。
英國著名的海軍大臣佩爾斯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淩晨三點，女仆將我叫醒。我從床上爬起來，穿上睡衣，走到窗前觀看。我以為失火地點在最遠處的馬克基的後麵，於是又上床蒙頭大睡。”倫敦所有的人都沒有意識到這場火災嚴重性，直到第二天清晨，人們才感到了不安。
1666年9月2日清晨，火勢越來越猛烈。由於當時倫敦的天氣又幹又熱，加上持續不斷的東風，大火蔓延過一片片住宅區，大有吞噬整個倫敦之勢。倫敦的消防隊員立即展開救火行動。可惜天不遂人願，由於消防隊員在心急之下，搗碎了供水的水管，結果切斷了倫敦地區的供水。而且當天下午，大火已經燒到了泰晤士河畔，裝滿木材、油料、白蘭地酒和煤炭的倉庫一個接一個地爆炸，轟鳴的爆炸聲徘徊在倫敦上空，讓飽受鼠疫折磨的人們，再次陷入了絕望。
當然，這僅僅是大火開始的第一天，更為嚴重的毀滅還在後麵。
之後的幾天，恐怖的景象迅速席卷倫敦，大火勢不可當。越來越多的房屋被大火吞噬，街道上全是流離失所的人群。他們呐喊著，哭泣著，顯得格外地無助，就像上帝把他們拋棄了一樣。就在1666年9月2日到9月5日，這短短的四天之中，倫敦有1300間住房被毀壞，87個教區的教堂被燒毀，300畝的土地被燒成焦土，倫敦橋兩岸被燒毀的店鋪不計其數。後來大火掠過泰晤士河，燒到了對岸。在索思沃克也出現了零星的大火，市政廳和倫敦市的金融中心——王室交易所也化為了灰燼。災情最嚴重的是聖保羅大教堂，熱浪使得石造物爆炸，連古墓也被炸開，露出了許多木乃伊狀的屍首。大教堂的頂部被熔化，熔化的鉛熔物淹沒了附近的街道。據相關數據顯示，倫敦當地的財產損失高達1200多萬英鎊，20多萬人無家可歸。
四天的大火，給倫敦市民留下了沉重的傷痛，但是這讓倫敦甚至整個英國重新發展了起來。
俗話說“陽光總在風雨後”，經曆了大火的倫敦，上演出一幕幕奇跡。
首先，麵對凶猛的火災，倫敦僅有八人喪生，這難道不是生命的奇跡嗎？此後倫敦市政府汲取教訓，用石頭房子代替了原來的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