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對於士階層嚴格要求，認為無論環境多麼惡劣，也要奮發向上，把惡劣的環境當作磨練自己的場所，應該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成為一個真正的大丈夫。如果遇到嚴峻的考驗，應該“舍生而取義”，寧可犧牲生命也不可放棄道德原則。他認為通過長期的道德實踐，可以培養出一種堅定的無所畏懼的心態，這就是所謂“浩然之氣”。這種氣“至大至剛”，能夠主動擴張，充滿於天地之間。
孟子的性善說在宋代以後為理學家們所普遍接受，成為正統的人性論思想，影響深遠。
孟子把倫理思想和政治緊密結合，強調道德修養是政治的根本。他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後來《大學》提出的“修齊治平”就是由孟子的思想發展而來的。
孟子的思想是中華民族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他的仁政思想，“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提倡“省刑罰、薄稅斂”、“不違農時”等主張，對後世有積極的影響；他主張尚賢，重視修養，提倡臣子要以仁義規勸君主，反對阿諛奉承，這有益於培養士大夫知識分子的骨氣，有益於澄清吏治、限製朝廷的胡作非為；“井田製”成為後來進步思想家作為限製土地兼並、緩和階級矛盾的依據；仁戰思想則反對非正義戰爭；孟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為後人留下一份珍貴的遺產。
《孟子》在企業管理中的應用
《孟子》思想係統而豐富，其核心主張仁政對現代企業管理有著深刻的啟發。孟子的仁政思想主張以民本思想為基礎，養浩然之氣則體現了管理者的一種擔當精神與氣魄。
第一，以民本為基礎的仁政思想
孟子將孔子的仁學發展為“仁政”，提出了貴民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政治思想，大都是圍繞“民為貴”提出的。
孟子非常重視民眾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把“製民之產”作為推行仁政的根本途徑，主張給民以足夠維持其生活的“恒產”。他認為：“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因為民有了“恒產”，才會安居樂業，國家才能穩定繁榮。
孟子貴民思想的進步意義在於，他較早地提出了聖人和普通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聖人，與我同類者。”“堯舜與人同類耳。”他認為，聖人、王、民都是一類。人之所以同類，就在於都有其內在的統一性，這種統一性就是性善。
孟子還認為，君臣是一種互補關係，這種關係以彼此相互尊重為前提。他主張君要尊重臣的人格，“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同時，孟子主張君向臣學習求教，以賢能之士為師，“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民本”思想是孟子哲學的核心思想。孟子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提倡“王道”政治，目的是勸告統治者重視人民，君與民同憂、同樂。在現代社會中，孟子的“民本”思想仍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現代企業管理提倡以人為本的管理模式就是《孟子》民本思想的體現。在惠普公司的領導看來，惠普的成功靠的是它重視人的宗旨。這種宗旨不但源遠流長，而且在不斷地進行自我更新。惠普“以人為本”的管理宗旨體現為關心人、信任人、重視員工培訓、重視員工福利和提倡員工創新。在靈魂人物比爾·休利特和戴維·帕卡德的影響下，惠普形成一種新型的企業文化：“惠普之道是一種由信念衍生出來的政策和行動，這種信念是：相信任何人都願意努力工作，並能進行創造性的工作，隻要賦予他們適宜的環境，他們一定能成功。”這種全新的管理風格和理念使公司形成平等、尊重、寬容和穩健的人性化氛圍，從而吸引了眾多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個性需求的優秀人才，將員工自己的夢想和公司的目標緊密結合起來，使公司和個人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逐步成為一家具有卓越企業文化的高科技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