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說：“欲觀我褒貶諸侯之誌，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孝經》提出忠孝一體、以孝治天下的主張，提醒後世帝王要以父子之誼對待大臣，堅持君臣一體，使臣民百姓心悅誠服。
孔子說：“欲觀我褒貶諸侯之誌，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孔子的主張反映在《春秋》，人倫思想體現在《孝經》，由此可見《孝經》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由《孝經》集中闡述的孝道，對於中國人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的影響，已經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在儒家十三經中，《孝經》是較為古老的一部。西漢初年，“《論語》、《孝經》皆置博士”，在大學裏設專科教授，已廣泛流傳並受到推崇。
關於其作者和成書年代，曆來頗有爭議。有人說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時有人懷疑是後人附會，清代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指出，該書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遺言”。《孝經》中有多處襲用《左傳》、《荀子》、《孟子》的痕跡，而最早引用《孝經》的文獻是《呂氏春秋》，所以它應成書於秦漢之際。自西漢至魏晉南北朝，注解者達百家。現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
《孝經》是儒家的一部倫理學著作，是一部論述封建孝道、孝治和宗法思想的著作，全文不足1800字，分18章，是十三經中最短的一篇。它繼承西周尤其是儒家提倡孝德的傳統，不僅把“孝”看作宗法道德規範的核心，而且把“孝”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無以複加的程度。
《孝經》以“孝”為中心，集中闡發了儒家的倫理思想。第一章假托孔子表明“孝”在各種道德中的地位，認為“孝”是先王的至德、要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它肯定“孝”是上天所定的規範，並且把“孝”提到了“天經地義”的高度，“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天地之間以人為最貴，而人的行為最高尚的莫過於“孝”，即使是聖人，他的人倫美德之中，也不會有加在孝德之上的。“孝”是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於孝”，因此，“孝”統率各種品德，是倫理道德規範中的至高至上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應該受到懲罰。
《孝經》對實行“孝”的要求和方法做了係統的規定。它主張把“孝”貫穿於人的一切行為之中，並按照父親的生老病死等生命過程，提出“孝”的具體要求：“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身體發膚是從父母那裏得到的，它們還屬於父母，並非己有，不能隨便損壞，這是孝的開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這是孝的終結。“孝”要“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親、忠君都是為了留名後世，顯耀父母。
《孝經》在中國倫理思想中，首次將孝親與忠君聯係起來，認為“忠”是“孝”的發展和擴大。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保持爵祿。《孝經》概括了先秦儒家關於孝和忠關係的理論，把“事君盡忠”歸納到孝的範圍內，認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子如同君臣，事親就能事君，“以孝事君則忠”，而“忠可移其君”，這樣忠孝一體。因此，孝不僅是家庭成員對家庭必須履行的義務，也是人們作為社會成員必須履行的責任。
《孝經》還進一步把孝等級化，根據不同人的等級差別規定了行“孝”的不同內容：天子之“孝”要求“愛敬盡於其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諸侯之“孝”要求“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製節謹度，滿而不溢”；卿大夫之“孝”則一切按先王之道而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階層的“孝”是忠順事上，保祿位，守祭祀；庶人之“孝”應“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對不同等級的人，孝的內涵和要求不同，隻有恪守其位，各盡其道，做到“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才能“民用和睦，上下無怨”，達到先王“以順天下”的目的。其中，著重強調的是“天子之孝”，並推衍出“以孝治天下”的主張，其實質是使天下都心悅誠服地服從統治者，統治者以孝教化民眾。
在十三經中，《孝經》是惟一一部在成書之初就以“經”來命名的，它宣揚孝道，倡導“以孝治天下”，適應了君主統治的需要，因此受到曆代統治者的青睞和尊崇。梁武帝、唐玄宗、順治、雍正等都親自參與對《孝經》的注疏。《孝經》在封建社會中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範將來”的經典，對傳播和維護封建綱常起了很大作用。兩千多年來，“孝”成為支配人們行為的準則和評判人德行的標準，對人們的生活有極其深遠的影響。
《孝經》把封建道德規範與封建法律聯係起來，認為“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提出要借助國家法律的權威，維護封建的宗法等級關係和道德秩序。
《孝經注疏·解》說：“《孝經》者，百行之宗，五教之要。自昔孔子述作，垂範將來，奧旨微言，已備解乎《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