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中國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司馬光麵對北宋中期內憂外患嚴重、朝廷內部鬥爭激烈的局麵，以史學家和政治家的立場闡述了如何以史為鑒治國用人，是對人力資源管理的係統歸納。
《資治通鑒》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由北宋名臣、史學家司馬光負責編纂，曆時19年，全書共294卷，洋洋300多萬字，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記載了包括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在內的16個朝代的1362年曆史。
《資治通鑒》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兼及經濟、文化和曆史人物評價，目的是要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後人。全書敘事有法，曆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宋神宗以其“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鑒》，意為有助於治國、能起借鑒作用的通史。
全書有“考異”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錄”以備查閱之用，為曆史研究提供了較係統而完備的資料。取材除十七史以外，還有野史、傳記、文集、譜錄等322種。協助編撰者有劉攽、劉恕、範祖禹等，各就所長，分段負責，先排比材料為“叢目”，再編成“長編”，然後由司馬光總其成，刪訂定稿。
司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世稱涑水先生，北宋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人，進士出身，曆任館閣校勘、同知禮院、天章閣待製兼侍講、知諫院、禦史中丞、翰林院學士兼侍讀等職。熙寧三年（1070年），他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同，堅辭樞密副使，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次年改判西京禦史台，退居洛陽，專事著史15年。哲宗即位，高太後臨政，召司馬光入主國事，任命為相（尚書左仆射兼門下侍郎）。身後被追贈太師，封溫國公，諡文正。
司馬光家世代為官，其父司馬池為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而享有盛譽。司馬光受家庭的熏陶，篤誠好學，七歲時“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從此，“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15歲時所寫文章，時人稱許之“文辭純渾，有西漢風”，20歲時中進士甲第，可謂功名早成。步入仕途後，司馬光繼續廣泛深入地學習，達到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術數皆極其妙的淵博程度。其中最用心力的是對經學與史學的研究，尤其對古籍閱讀極廣，考察極細，隨讀隨作劄記，從此萌發了刪削卷帙浩繁的古史成一部編年體通史的想法。
當時，北宋已出現種種危機，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司馬光以積極用世的態度，連連上書，陳述自己的治國主張，以人才、禮治、仁政、信義為根本措施。他犯顏直諫，麵折廷爭，不顧及個人安危，被稱為“社稷之臣”，神宗也感慨地說：“如光者，常在左右，自可無過。”
在熙寧變法中，司馬光與王安石發生嚴重分歧。在變法主張沒有被采納時，司馬光退居編纂史著，從曆史的成敗興亡中提取治國的借鑒，“使觀者自責善惡得失”。應該說，司馬光著史，是他從政治國的另一方式，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生活姿態。
司馬光一生著述甚多，在《通鑒》係列著作中，還有《通鑒舉要曆》80卷、《曆年圖》7卷、《稽古錄》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另外，尚有其他著作20種，200餘卷，是他對我國史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詩詞等各方麵進行研究和著述的成果。
司馬光傾注畢生心血編撰的《資治通鑒》，其著述意義已遠遠超過作者的本意。它不僅是官藏神品，曆代以其“網羅宏富、體大精思”成為為官理政、治世省身的必修教材，是帝王、權臣及學士奉為“經世致用”最經典的版本；而且是史學典範，一向為曆史學者所推崇，在中國曆史編纂學上有巨大影響。世稱“竊謂史家編年之有綱目，其書法褒貶，鋒決事之有讞斷，而通鑒則案牘之全也”。
《資治通鑒》不僅為統治者提供“資治”的借鑒，也為全社會提供了借鑒。為之作注的胡三省說：“《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曆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清代王鳴盛也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