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領導者注重修身
朱熹的修身學說繼承《大學》提出的修身觀點，並有所發展和突破。
朱熹以“敬”作為修身的最佳心理狀態。朱熹秉持漸修觀，主張通過積累過程培養正當的信念、態度和行為。他要求學生將修養心靈作為日常課程：“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為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朱熹相信，心處於恭敬狀態時，自然會為人的升華培養端正的性情。
他強調“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風度得到整肅，要排除雜念，外表與內心做到表裏如一、整齊嚴肅，可以概括為十二個字：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他有一句名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說，待人接物必須恭敬、畏謹、收斂身心，不要放縱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講究修身，那麼實現整個社會的精神文明也就距離不遠了。
朱熹的修身觀關注人們的日常行為、生活細節，這主要體現在他對青少年的教育上。朱熹繼承了孔子關於“少時若天性，習慣成自然”的看法，認為隻要使青少年日常言行都能遵循一定的禮儀守則和規範，長大成人後就能遵守倫理綱常。
朱熹認為須從具體的日常事務入手，來培養青少年良好的道德習慣，所謂“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為此，他主張把社會倫理具體化、條理化，讓青少年遵照履行，為使他們衣服冠履、言談舉止、待人接物、灑掃應對、讀書寫字等生活習慣和行為都按照儒家的標準，要求青少年遵循不違，誠履篤行，庶幾將來“自不失為謹願之士”，甚而“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
他認為，要使青少年形成良好的道德行為習慣，還必須向他們灌輸社會倫理道德觀念，這正如他所指出：“為學之實，固有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其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他以眼睛和腳的關係來比喻行和知二者的關係：“知與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行與知二者是相互依存的。
朱熹認為，《大學》修齊治平的理論中，最重要的是格物、致知。在朱熹看來，格物指努力窮究事物之理，當人們通曉事物之理之後，人的知識也就完全具備了；致知是作為認識過程中所格之物的一個結果。所以，沒有格物談致知是無法辦到的。朱熹用“格物所以致知”來說格物和致知的關係，一方麵說格物以致知為目的，另一方麵，致知是在格物的過程中實現的。
《玉山講義》中說：“故聖賢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輯語言、造作文辭、但為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當學問。”充分表現了朱熹辦學的目的，這也是他修身的目的。
對朱熹而言，內聖與外王的結構關係是“論本末，修身為本；論輕重，天下國家為重”。作為儒學的一分子，朱熹的修身觀念體現著宋代儒學的政治文化理念，也突出了修身的重要性。
以朱熹為代表的宋明理學講求立誌、修身，以最終達到“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把道德自律、意誌結構，把人的社會責任感、曆史使命感提升到本體論的高度。在注重氣節、重視品德、講求以理統情、自我節製、發憤立誌等方麵，朱熹的修身學說數百年來發生過重大影響，體現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發揚了士的承擔精神。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鮑莫爾認為，一個合格的管理者應具有的十大條件是：合作精神，願意與他人共事，對人不用壓服而用說服和感服的策略；決策才能，能根據客觀情況做出決策，具有高瞻遠矚的能力；組織能力，善於發掘下級才智，善於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恰當地授權，能把握方向，抓住大事，而把小事分散給下級去處理；善於應變，能隨機應變，不墨守成規；勇於負責，對國家、下屬、消費者乃至整個社會，都負有高度的責任心；敢於創新，對新事物、新環境、新技術、新觀念有敏銳的感受力；敢於承擔風險，有雄心，有能力創造新局麵；尊重他人，能聽取別人的意見，不狂妄自大，並能器重下級；品德超人，品德為社會和企業內的人士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