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習錄》是宋明理學的高峰，不僅影響了100多年來的中國思想家，而且享譽海外，具有重要價值和獨特魅力。作者王陽明的管理思想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是道德管理的理念，第二是權變靈活的原則。
理學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想，從正式興起到基本衰竭，期間經曆了近7個世紀（11～17世紀）。理學對中國長時間的統治，從根本上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
理學是中國儒學的更高形態。按照宋明理學各學派的基本觀點和影響，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大派別，第一是以張載為代表的氣一元論哲學；二是以二程、朱熹為代表的理一元論哲學；三是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心一元論哲學。
理學是對以往中國哲學的發展，是中外哲學融合的產物。它在繼承和發展中國先秦以來傳統哲學的基礎上，又吸收融合了佛教哲學，從而形成了完整的理學體係。理學家對哲學問題的探討，無論從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在理論思維方麵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對人類認識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明代中期，王守仁提出以“良知說”為核心的心學學說，認為心之本體即是良知，良知即是天理，“心外無物”，“心外無理”。他的“良知說”和“知行合一說”達到了心學理論的高峰，完成了心學體係。
王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人稱陽明先生，浙江餘姚人，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其徒將他的著述編纂成《王文成公全書》，其中《傳習錄》和《大學問》是他的主要哲學著作。他死後被皇帝追封新建侯，諡文成，享有極高的榮譽。在哲學思想方麵，他繼承和發展了陸九淵的“心學”；在教育思想方麵，他在長期實踐中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的教育理論；在管理思想方麵，他多年為官的經曆和感悟孕育出一係列管理學說。王守仁在哲學、教育學和心理學方麵的思想都對後世產生了重大影響。
《傳習錄》是王守仁的語錄和論學書信。“傳習”一詞源出自《論語》中的“傳不習乎”一語。全書分上、中、下3卷：卷上是王陽明講學的語錄，卷中主要是王陽明寫給別人的7封信，卷下是一部分語錄和《朱子晚年定論》（包括王陽明寫的序和摘錄朱熹的34段話）。全書由王陽明的門人徐愛和錢德洪編輯而成。《傳習錄》包含了王陽明的主要哲學思想，是研究王陽明思想及心學發展的重要資料。
在《傳習錄》中，王陽明闡發了豐富的哲學思想。關於心學，王陽明認為“至善是心之本體”，“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麵添一分。”他強調倫理規範的基礎在於人心之至善。
王陽明在《傳習錄》中提出了“致良知”的學說。他認為，人心的“靈明”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天地萬物就是從“靈明”中產生的。良知是人心固有的，是一種主觀意識，是善惡、是非的標準，是超善惡的，是絕對至善的。
知行問題是《傳習錄》中討論的重要問題，也反映了王陽明對朱熹以來宋明理學關於這個問題的進一步研究。朱熹主張知先行後、行重知輕。王陽明提出的“知行合一”的思想，批判了朱熹割裂知行。他說：“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認為，知行是一件事的兩個方麵。知是心之本體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發而為客觀具體的行動或事物，就是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
“知行合一”說強調道德意識本來就存在於人心中，這是道德的自覺性。它也強調道德的實踐性，認為道德方麵的知不是關於對象的知識，而是道德的實現。“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認識論方麵的意義，但它首先講的是道德修養。
王陽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觀點都強調道德的自覺性和主宰性。他說：“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行。”人心能夠知曉行為的善惡，也能自覺地去為善，這就是本心的“明覺”。人心的本質是理，並且人能自覺認識到這種道德意識，所以人不需通過外物去認識本心之理，外物之理隻是人心的表現。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認識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
《傳習錄》中記載了王陽明的“四句教”：“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作為人心本體的至善是超經驗的，它不是具體的善的行為。有所為而為的善是手段，無所為而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間具體的善惡。具體的善行隻是無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表現。
《傳習錄》是一部較為純粹的哲學著作，集中反映了王陽明的心性之學，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陽明的思想在當代新儒家中仍有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