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2年到1991年，我一直在家鄉的中學教書。由於當時鄉村老師學科配備不很齊全，我先後教過數學、化學、英語、政治、曆史、地理、動植物等課，甚至上過體育課，也擔任過班主任和教研組長，後來又擔任教務主任，但仍少不了上課。有些課是趕鴨子上架，但學校也沒有辦法，因為當時再沒有合適的人選，而我又年輕，有學習上的優勢，擔子就隻能壓在我身上。在那段時間，由於年輕，精力也充沛，盡管工作很多，但並不覺得有多累。當然，這期間，我是既有收獲，也有淒涼。在工作方麵，由於教學成績突出，曾多次被評為本單位和縣上以及市上的先進。先後獲得的獎勵有：“白銀市先進德育工作者獎”、“白銀市園丁一等獎”、“靖遠縣教學新秀獎”、“靖遠縣先進思想政治工作者獎”、“靖遠縣先進教師獎”等。在此期間，我也進行了廣泛閱讀，既有自然科學方麵的書籍，也有社會科學的書籍。當時，我是每年都要求自己至少精讀三十本左右的書，同時，還廣泛瀏覽一些書籍和雜誌。這使我的知識基礎更為紮實和全麵，也為我以後的研究奠定了一個好的基礎。做學術研究，最好是對各方麵的知識都要盡可能多掌握一些，應當是知識麵越寬越好。知識麵就是基礎，知識麵寬，基礎就好，你就才能有可能上得越高，也才能站得越穩。專固然也是好事，但後勁不足，也不穩固。
另外，在1987年到1990年期間，我通過在職考試，讀完了西北師大的數學本科，並取得了理學學士學位。在一起畢業的全班80多名同學中，我的學習成績位列前三名。
1983年，父親去世，1984年，母親去世。父母親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母親勤勞、賢惠、達理，父親老實、執著、任勞。由於家裏人口較多，父母親為了維持這個家可以說是起早貪黑，竭盡了全力。家裏弟兄三人，就我一個跳出了農門，一個姐姐嫁到一個比我們村更為窮困的幹旱山區。所以心裏一直想著等考上了大學有了工資，就好好孝敬一下父母，但這竟成了我終生的遺憾，成了我心裏一個永遠的結。人生有許多遺憾，但對父母親的遺憾是永遠的，是無法消解的，也許隻有在死亡的那一天，才能最終忘卻這個遺憾。
從1982年到1991年，既是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年代，也是公民人生價值觀快速轉變的年代。在此期間，理想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在中國大地互相碰撞，一代青年展開了思想上的交鋒。但在我身上仍表現出十分濃烈的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情結。潘曉大討論對我影響深刻，當時的《中國青年報》我是非常關注的。對潘曉討論中涉及的一些觀點，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作為一名中學老師，我仍堅持的是當時傳統的觀點，注重人生的意義重在奉獻，而不是索取。一個人的力量是水滴，隻有溶入到大海中，才能顯示出真正的力量。同時，也堅信共產主義和集體主義。並時常教育學生要學習張海迪、曲嘯等人的精神和事跡，要求學生發奮圖強，以振興中華為己任。
1991年初，結婚，愛人善良而執著。婚姻也是一所學校，婚姻使我對人生有了新的體驗和認識。
同年7月，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學研究生院雙學位班，主要學習經濟學。這一年，也是我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在上海，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大城市的味道，也感受了經濟生活脈搏的真正跳動，當時的股票熱也對我產生了觸動。
1993年4月，兒子出生。初為人父的感覺是：既驚奇又驚喜。血緣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一種重要表現。在血緣中，人找到了生命的寄托和歸宿，我也沒有例外。每次看到兒子，總會產生一種本能的欣慰感和寄托感，一切煩惱似乎都已忘卻，生命的意義似乎也由此得到了延伸和繼承。
1993年上海交大畢業後，我聯係到甘肅省委黨校工作。後來愛人也調入甘肅省委黨校，兒子也一同到蘭州上學。此後，我一直就在甘肅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從事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工作。在甘肅省委黨校工作，是我人生的又一個循環。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而到蘭州工作，又使我的人生之路上了一個層次。在黨校工作期間，我曾先後獲甘肅省委黨校“十佳青年教師”、“優秀共產黨員”、“職業道德標兵”、“優秀教師”等稱號。在專業技術方麵，在黨校各年度具體考核情況是：除1993年未參加考核和2002年因在中央黨校作訪問學者未正式參加考核以外，其餘年份均為優秀。由於科研成果較多，2000年，經甘肅省高校高評會評審，破格晉升為副教授，2003年，經甘肅省高校高評會評審，破格晉升為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