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河南作家名叫張一弓，他寫了一部小說叫《犯人李銅鍾的故事》，故事裏的人物，和《豔陽天》的主角有著相同的身份，中共黨員，複員軍人，回鄉參加農業生產，農人中的精英往往有著這樣的履曆，意味他們開闊眼界，受過啟蒙，成為新政權的主力。故事發生在五十年代末的饑饉時代，征糧政策嚴苛地剝削著農人的利益，使苦境雪上加霜。危急之際，這一位農人領袖帶領大家去搶國家糧庫，觸犯刑法。曆史在寫作中揭開封閉的一頁，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對於我個人來講，寫作禁區的開放也許不是那麼政治性的，而是帶有偏於一隅的意思。
有一位對我意義非凡的女作家，名叫張潔，她不是右派，隻是在“右派”的輩分裏，是一位長得很漂亮的女性。她寫了很多小說，是新時期文學中創作最活躍的作家之一，在她的許多寫作中有一篇對我啟發最大，這一篇文字，可以稱它小說，也可以稱它散文，所以說在那時候文體的規定也變得自由，散文的紀實性和小說的虛構性，可以交錯相生，之間的邊緣模糊了，那時候，在許多方麵顯現寫作觀念的革命。張潔的這篇小說叫作《拾麥穗》。故事很簡單，一個小姑娘，可能有作者童年的影子吧，麥收時節，割麥子的鐮刀底下遺漏的麥穗，就歸拾麥穗的小孩子所得，這個小姑娘很賣力地拾麥穗，拾到的麥穗向穿街走巷的老貨郎換灶糖，灶糖就是麥芽糖的一種。她辛勤地拾麥穗，然後眼巴巴望著老貨郎進村來換糖，一個饞嘴小姑娘盼著一點口舌的甜蜜，可不就像情人盼情郎！就是這麼一個小小的故事。這故事給我的影響是，主題其實是不確定的，任何感受都可以成為主題，故事呢也是不確定的，不是非如我們原先所以為，必要有尖銳的衝突，然後解決，得出結果，隻有一件事情確定無疑，就是感情，感情的形式化或者形式化的感情。這篇小說對我的影響可說是從某種程度上的生產關係改變，因而解放了生產力，我覺得我是可以寫作的，然後就開始了寫作。
所以到了80年代，我們這批人其實是在破壞的前提下開始創作，我們把主題的格式和故事的格式，全都破除了。這種破除是有悖論的，好是好在解放生產力，但到今天卻也體現出消極的後果，逐漸的墜入虛無。我們不禁要困惑，小說何以為小說？我覺得今天的寫作，已經顯現破壞的後果，就是否定一切，思想的價值，敘述的形式，都變成可有可無。我們一心隻在自己如何滿足表述的欲望，卻不尊重閱讀人的心情，這其實很不公平。在這樣不對等的關係裏，表述已經成為個人的宣泄，而讀者也有權力拒絕接受。於是在泛濫的寫作裏，是什麼也沒有。假如從第一篇小說《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算起，到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了，逐漸逐漸，我回到了小說最樸素的初衷，那是從最初的，遠還沒有寫作，更沒想過要持寫作為生涯，純然是閱讀小說的經驗裏，所包含的初衷，就是主題和故事。小說的要素也許就是主題和故事，所以我想以寫作的實例，嚐試著向大家解釋，“主題”和“故事”是如何最後構成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