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過去，三十年過去了，大約是2008年末的時候，水到渠成，就覺得我應該要寫這麼一個故事了。目的很清楚，我想這其實挺合乎女性主義思想的，家族中的女性群體擔綱起下沉的命運。主題固然不錯，但是小說它是這樣一種世俗的性格，單是以思想說教，就不是小說了，你必須要以一個有著生活外相的故事來實現它，你要設計故事。真是四顧茫然啊，我是個老實的寫作者，或者叫作寫實主義者，我需要事實，而且是可靠的事實。那麼，隻能回過頭去重新查驗，當我最初看到這掌故的時候，都沒注意它具體發生在哪個年代，此時，才發現是在晚明。我自製一張年表，從嘉靖三十八年開始。為什麼選擇嘉靖三十八年？因為史料上麵記載這一年，顧氏人家有人考上舉人，領了官職。那麼我就把時間定在這個時間，晚明時候，江南士子有一個習慣，一旦有人出去做官，就在家中興造園林，仿佛是身份證明。這家的盛世就以園子拉開帷幕，盛極而衰，再走入坊間，禮儀失而求助野。從嘉靖三十八年起，一直到清初，家中最後一個人故去。這張年表，我先是按正史上記載，這年發生什麼事情：包括地震、海嘯、某人比如徐光啟出生、歸有光中舉赴京上任，就是這年真實發生的事件。然後是野史，野史就龐雜了，有私人記事、筆記小說、甚至民間傳說。然後嵌入關於「顧繡」的紀事，那是非常稀薄簡單的，但是和這些大事記小事記在這起，就顯得豐滿些了。
這樣操作可能是很呆板，人們可能會有疑問：「真實的發生的事情有那麼重要嗎？小說不是虛構嗎？何必一定要有那麼靠實的依據？」我不知道別人會怎麼做，我是這麼做的，並且是必須的，如果沒有這些靠實的依據，我無法虛構。而我發現，不止是我，也有同樣的寫小說的人這麼做了。譬如說，《斷背山》，李安不是拍成電影了？我在大陸的《世界電影》雜誌上看到，《斷背山》的作者，美國女作家愛德娜·安妮·普露（Edna Annie Proulx）評價電影時候回顧小說寫作的情景，有一句話在我聽來特別重要，她說：我花了很多時間到處調查，調查什麼呢？就是美國的上世紀六十年代，有沒有白人羊倌。她這句如實的交代，可是給了我一個極大的支持。我想，哎呀！也有人在這麼寫小說。倘若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沒有白人羊倌，難道她就不寫《斷背山》了嗎？恐怕她還是得寫，但是怎麼寫就不定了。
看起來，我們這些寫小說的人，總是企圖尋找到一個真實的東西做我們的依靠，否則就無從想象。我們遵循現實的邏輯，這是不是很奇怪？可事實就是這樣。就這樣，我追索明代的曆史，上海這小城──當時隻是縣治，在這曆史裏的身影形象，我盡可能將這張年表做得整齊詳細，讓我的人物可以在裏邊活動，否則明代離我那麼遠，我怎麼去規定他們的行為？同時我又慶幸顧繡不是發生在清代，清代離我們比較近，資料太多太多了，我會陷入事實的辨偽而約束想象。所以我們需要的東西，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幸運的是，《天香》的際遇正是恰恰好，正夠我用於推進故事情節，又不至限製我天馬行空。
許多年過去，三十年過去了，大約是2008年末的時候，水到渠成，就覺得我應該要寫這麼一個故事了。目的很清楚，我想這其實挺合乎女性主義思想的，家族中的女性群體擔綱起下沉的命運。主題固然不錯，但是小說它是這樣一種世俗的性格，單是以思想說教，就不是小說了，你必須要以一個有著生活外相的故事來實現它，你要設計故事。真是四顧茫然啊，我是個老實的寫作者，或者叫作寫實主義者，我需要事實，而且是可靠的事實。那麼，隻能回過頭去重新查驗，當我最初看到這掌故的時候，都沒注意它具體發生在哪個年代，此時，才發現是在晚明。我自製一張年表，從嘉靖三十八年開始。為什麼選擇嘉靖三十八年？因為史料上麵記載這一年，顧氏人家有人考上舉人，領了官職。那麼我就把時間定在這個時間，晚明時候，江南士子有一個習慣，一旦有人出去做官，就在家中興造園林，仿佛是身份證明。這家的盛世就以園子拉開帷幕，盛極而衰，再走入坊間，禮儀失而求助野。從嘉靖三十八年起，一直到清初，家中最後一個人故去。這張年表，我先是按正史上記載，這年發生什麼事情：包括地震、海嘯、某人比如徐光啟出生、歸有光中舉赴京上任，就是這年真實發生的事件。然後是野史，野史就龐雜了，有私人記事、筆記小說、甚至民間傳說。然後嵌入關於「顧繡」的紀事，那是非常稀薄簡單的，但是和這些大事記小事記在這起，就顯得豐滿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