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設教
武則天與佛教淵源頗深。陳寅恪指出：武則天幼時，即已一度正式或非正式為沙彌尼。其受母氏佛教信仰影響之深切，可證明矣。
武則天對待幾大宗教思想的策略是：打擊道教，利用儒教，扶持弘揚佛教。
大凡改朝換代的事，不僅要抓住群臣的心，還要引導民心向己。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武則天以弱勢鬥強勢，助力者少；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對時代和傳統的巨大挑戰，當時思想信仰的兩大主流——儒學和佛教都已為武則天所用，前者為她的“革命”理論鋪好了路，後者則給她提供了女主可以統治天下的意識形態。
唐高祖、唐太宗時期對佛教的態度堅決，基本上是打擊與抑製並用的政策。太史令傅奕運用儒家理論三番五次地請求廢止佛法，道士們攀附皇室無中生有地誣陷，都使佛教在夾縫中應接不暇。同時，高祖、太宗朝兩次詔令道先佛後以及僧人法琳的下獄流放，都嚴重地打擊了佛教徒的氣勢，使初唐佛教在整體上處於低迷之中。反觀道教，因為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姓李，李唐王朝的統治者為了攀附前人，說老子是李唐的先祖，尊崇道教。史學大家陳寅恪指出：太宗於此等事皆有政治作用。若推其本心，則誠如其責蕭瑀詔書所謂“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者也。當日佛教處此新朝不利環境之中，唯有利用政局之變遷，以恢複喪失之地位。也就是說，唐太宗對佛教持一種排斥的態度。
玄奘回國是佛教興起的一個轉機。當時正值太宗朝晚期，對佛教的態度較以往稍顯溫和，也給予玄奘隆重的接待和較高的待遇。一進長安，玄奘便被安置在帝京的佛教學術中心——弘福寺。入寺之時，盛況空前，“都人士子、內外官僚列道兩旁，瞻仰而立”。另外，在玄奘的懇請下，太宗允許其召集京都及各地的高僧大德，組成譯場，翻譯佛經。這些，都使玄奘的社會聲望大大地提升了，也使同時期的佛教地位有所改善。
然而至高宗時，佛教與儒、道的矛盾逐漸尖銳。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宗教思想爭奪的背後可見武則天的影響和操縱。
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由一道“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後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的敕書，引發出了關於政教之別、儒釋之別的大討論。這道詔書要求僧道人士見到皇帝、皇後、太子及本人的父母要下拜。這是要求僧道遵從世俗的禮節。佛教僧侶的反響極為激烈。京邑僧二百餘人還前往蓬萊宮，上表懇請高宗收回成命。群僧後齊聚於西明寺，謀劃著向高宗和當朝權貴上表，以便得到更大範圍的支持，達到廢止該詔敕的目的。二十五日，西明寺的僧人道宣向雍州牧、沛王李賢上啟。此時的李賢年僅6歲。
道宣等上啟於6歲的孩童，無疑是想取悅於武則天。四月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啟榮國夫人楊氏。他這樣做一方麵是由於楊氏非常崇信佛教，而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麵是因為楊氏貴為皇後之母，可將下情上達於武則天。事實上，楊氏的確具有極強的政治活動能力。當然，楊氏政治活動能力的動力直接來源於武則天，而道宣的上啟楊氏，也無疑從一個側麵昭示了武則天在這個事件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並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台都堂”，議論此事。群議紛紜，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意見。
六月八日，高宗麵對眾官懸殊難定的商討結果，隻好發出《停沙門拜君詔》，下令“於君處勿須致拜”，作出了讓步。眾僧仍頻上請表，請求依舊不拜父母，隻是此時的聲勢已不如前次，而致拜父母之事也就漸漸地悄無聲息，不了了之了。至此，“致拜君親”事件告一段落，在該事件中高宗並沒有占到多少上風。在該事件中武則天的身影可以說是在幕後若隱若現。
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武則天被冊立為皇後開始，她就積極培植自己的勢力，並與高宗爭奪最高領導權，在生活上鉗製高宗。武則天勢力的膨大，使高宗對其不能不有所猜忌，並試圖將權力奪回。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儀勸帝廢武後事件，即是這種矛盾激化的一個例證。
令人驚異的是，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女孩子會相信佛教，以至成為尼姑呢？家庭環境特別是母親的影響起了很大作用。榮國夫人篤信佛教，武則天幼時受家庭環境之熏習，自不待言。後來僧徒即借武氏家庭傳統之信仰，以恢複其自李唐開國以來所喪失之權勢。而武氏複轉借佛教經典之教義，以證明其政治上所享之特殊地位。二者之所以能彼此互相利用，實有長久之因緣，非一朝一夕偶然所可致者。
在武則天登上皇後寶座之後，佛教對她來說，更重要的也在於其作為一種爭奪權力、營造聲威的良好的工具。武則天的佛教行為表現得最為醒目的，當屬其與玄奘的相互酬答、為法門寺舍利造金棺銀槨以及請玄奘為李顯剃度等等。如果把這一切看做是武則天從高僧大德和隆重的佛事入手，在佛教領域中與高宗一爭高下，則是更為恰當不過的。正是在這種形勢之下，高宗利用佛教這一貌似與政治無關的領域，乘武則天即將生育之時，發出了“致拜君親”的詔敕，“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後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以圖打擊武則天的氣焰，試探朝野各界的態度，為把即將失控的大權從武則天手中奪回做一個準備。但在武則天的幕後操縱下，這場不見硝煙的鬥爭最終以高宗收回“拜君”成命（“拜親”後亦不了了之）而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