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宗教活動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動。皇帝和皇後用這些措施確立了他們作為兩種宗教的庇護人的地位，這兩種宗教的影響已擴展到整個帝國和各級社會。皇帝用比偏愛個別術士更積極的形式表示對道教的支持。例如，公元666年完成了封禪祀典以後，老子又有了更為顯赫的新頭銜，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造觀（這是第一次）。道教就得到了佛教多年以來就有的國家資助的寺院網絡。公元675年，皇帝下令編撰第一部道教典籍彙編。公元678年他把道士置於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認皇室與老子之間的虛構的親緣關係，同時，道家主要經典《道德經》被列為參州舉考的必修科目，與儒家經典不分上下。
就在此時，對佛教的庇護改由皇後援手，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顯然把她看成是讚助人和保護人了。皇後需要這樣廣泛的支持。史書說：在武則天做皇後時，朝廷特重佛法，詔仍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禁止天下屠釣八年，收天下僧錢作大佛像。長安洛陽兩京譯經的人特別多，其中以實義難陀和菩提流誌最為著名；義淨法師留學天竺25年，前後約兩次前往，證聖元年（公元695年）歸國時，武則天到上東門迎勞，下詔讓他在佛授記寺譯經；大師神秀也是武則天迎入京都的，自此，禪宗勢力聞名全國。武則天也是宗教建築的主要讚助人，在她當皇後時期，她主持在龍門石窟裏鑿刻了大量的佛像。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則天稱天後。這一年，她終於成功地廢除了太宗關於在宗教儀式上重道輕佛的詔令。從此以後，兩種信仰地位平等。
武則天也沒有丟掉儒家這塊陣地。畢竟，儒家的思想才真正是當時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武則天覺得在文化方麵還無所表現，於是她讓自己的學者班子北門學士修撰典籍，為她的政治目的服務。武則天用自己名字監修、或徑用自己名字著作，內容則多少與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關。除去《烈女傳》之外，還有表現武則天關於君臣大義的《臣軌》。這個文獻以太宗的《帝範》為模式。它體現了武則天的政治哲學，主要包括從儒家和道教經籍中精選的引語，分列於“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標題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則天本人寫的，正文反複提到如下的格言：“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為心使也。”它不斷地強調忠誠，強調國家的權利高於個人。長壽二年（公元693年），她用《臣軌》代替舉子的必修課程《道德經》。這是她打擊道教的一大措施。當然，這是後話了。當時還有與《臣軌》同為一類的《百僚新戒》及音樂和禮儀方麵的著作《樂書》。
儒家原典反對牝雞司晨，不語怪力亂神，但後世儒生為了統治需要加入了天人感應、五行學說、上天示警等私貨。武則天就利用這些大造“革命”輿論。
祥瑞是上天對人君的嘉意。自打武則天當了皇後以後，大唐的祥瑞一下子多了起來。特別是當了皇帝以後，祥瑞應接不暇。河裏出了綠毛龜，水中揀出了赤心石，都有人進獻，對這些可笑的現象和行為，武則天很少怪罪。
武則天還大興神道教化的設施。她興造天樞、明堂、九鼎，以及封禪泰山，乃至一再改元，似乎隻有借助這些她才能獲得信心，才能強化她的神秘力量。她覺得如此才能夠向天下臣民“證聖”，才能夠彰顯自己是“天冊萬歲”。
李君羨事件反映了武則天要影響控製世人的頭腦。開國功臣李君羨某日當值玄武門，時值太白星屢次在白天出現，太史占卜說：“當有女主昌。”民間又謠傳說：“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對此很忌諱。後來得知李君羨小名為“五娘”，想起太史和謠傳之言，找個借口將他殺了。到了武則天稱帝，李君羨的家屬詣闕訴冤。女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下令恢複李君羨官爵，重新禮葬。她是想讓人們相信，她稱帝是天意。其實是否真有所謂謠傳，還是有人加以渲染，是無從考據的。
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統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後身份稱帝，曆史上沒有先例。武則天要急於尋找理論依據。朝廷百官挖空心思，翻遍典籍也找不出一條過硬的依據，隻有春官尚書李思文（徐敬業之叔，李勣之子）在《尚書·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話，附會武則天用過“垂拱”年號，以此作為受命的依據。武則天對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很高興，以此昭示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