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民對佛教的信仰因薛懷義事件受到了嚴重的衝擊，武則天想維護這根支柱，便采取了禮尊高僧的辦法。禮尊高僧使得武則天獲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薛懷義等都是聲名狼藉的人物，他們的欺騙作用有限。而法藏的哲學、神秀的修行，在信徒眼中具有極高的威望。高僧們也利用武則天這一心理，為她製造了一些靈異！其中最重要的是聖曆二年（公元699年）三月十八日那一次。當時，法藏在佛授記寺講經，突然發生了地震。武則天極為興奮。地震被解釋成“如來降跡”，武則天就是要引導人們相信，神仍在寵愛武周帝國，它並沒有因薛懷義事件而減少了對武則天的愛護。神秀所起的欺騙作用更大。自從武則天對他下拜之後，許多人也跟著對他下拜。王公以下，數以萬計的京都臣民對神秀頂禮膜拜。武則天的下拜，掀起了一股宗教狂熱。武則天挽回了薛懷義事件給她帶來的損失。
史學大師陳寅恪認為：“武則天以女身而為帝王，開中國政治上未有之創舉。如欲證明其特殊地位之合理，決不能於儒家經典求之。此武則天革唐為周，所以不得不假托佛教符讖之故也。佛教在李唐初期為道教所壓抑之後，
所以能至武周革命而恢複其楊隋時所享之地位者，其原因固甚複雜，而其經典教義可供女主符命附會之利用，要為一主因。”愛因斯坦說，上帝是不擲色子的。意思是說，萬事萬物皆有原因可尋。
武則天崇尚佛教，正是她利用神道鞏固統治的聰明手段。
用人有術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一書中寫到武則天的用人之道：“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禦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武則天當上皇後之後，為了實現政治野心，需要培植自己的一幫勢力，她的手段之一是發展科舉，讓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官僚隊伍中來。隋唐以後，門閥製度雖已衰落，但其曆史影響根深蒂固。是武則天順應曆史潮流，加大步閥破壞門閥製，讓寒士大量進入政權內，淘汰了大批反對她的舊貴族。
國學大師錢穆在提到科舉製時說：“此製用意在用一個客觀的考試標準來不斷挑選社會上的優秀分子，使之參與國家的政治。此製度的另一優點，在使應試者懷牒自舉，公開競爭，可以免去漢代察舉製必經地方政權的選擇。在此製度下，可以促進全社會文化向上；可以培植全國人民對政治之興味而提高其愛國心；可以團結全國各地域於一個中央之統治。”
科舉製可作為一種重要象征。對一切有資格參加的人來說，特別是對低級貴族來說，它是提高他們社會和經濟地位的關鍵。對高級貴族來說，它是保持他們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動了這兩個集團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它在削弱官僚集團以前那些地方的、離心傾向的特征方麵起了重要作用。
科舉製是在武則天時代獲得空前發展的，以至成為封建社會選官選材的主要製度。在武則天執政的五十多年中，取進士達一千多人，平均每年錄取人數，要比唐太宗時增加一倍以上。過去考試貢生，考卷都要用紙把考生的名字糊起來，以防考官作弊。武則天廢除糊名製，這實際上是要從寬取士。由於武則天放開手腳，廣開仕途，使大量的普通地主和下層貧民，湧進了武氏王朝的官僚隊伍，甚至出現了官職貶值現象。
高宗時期，製舉開始製度化、規模化。公元684年陰曆八月，安葬完高宗以後，武則天於九月下令改元光宅，改換官名，同時以三科舉人。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平定宗室叛亂之後，當年十二月便開科舉人。自垂拱四年至天授二年（公元691年），在武則天走向皇位的進程中，製科連年舉行，策問的內容都是圍繞著“革命維新”而展開的。載初元年（公元690年）二月，武則天還到洛陽皇城南門之內的洛城殿上親自策試舉人，這被認為是科舉三級考試中殿試的開始。武則天希望能從這些人中選拔出一些為自己“革命”稱帝服務的人才，所以非常重視，親臨考場，把自己正在思考的問題向舉子們和盤托出。武則天親自擔任主考官的另一層考慮，是不假他人之手，既可以增加“貢士”被錄用的光榮感，又可以阻止“貢士”與考選官之間派係恩怨。
武則天還推行“武舉”考試，以期由此喚醒人們的尚武精神和從中選拔將帥之才。長安二年（公元７０２年）正月十七日，武則天在長安的禁苑舉行了曆史上第一次“武舉”考試。
武則天死後半個世紀出生的名相陸贄在他的《翰苑集》中，有一段話對武則天用人之道給予很高評價。他說：“則天太後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以致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唐玄宗所謂“開元盛世”中的一些名臣宰相、文人學士，都是在武則天統治時期所培養出來的。這與武則天選拔賢良、任人為能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