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狄仁傑已經認罪，管理監獄的官吏便放鬆了對他的看管。狄仁傑趁獄卒不在時將自己的冤情寫出來，放在棉衣裏，轉給他的家人。狄仁傑的兒子狄光遠接到棉衣，發現了裏麵藏著的帛書，就拿去向武則天告發。武則天召見了他。看過帛書，立即傳來俊臣進宮，問他：“你說狄仁傑都招供了，可是他的兒子又來訴冤，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來俊臣掩飾說：“這些人總是不肯老實承認自己的罪過，對於狄仁傑，我確實沒有用刑，他吃的住的都很好，連頭巾和腰帶都沒給他去掉，如果不是事實，他怎肯承認謀反呢？一定是他反複無常，擾亂視聽！”
武則天並不相信，派專使前去查問。專使也懼怕來俊臣的凶殘，不敢到監獄裏去看，隻說了幾句恭維話就走了。來俊臣又令人假造了一份狄仁傑的《謝罪表》，讓專使轉交給武則天。
恰在這時，鳳閣侍郎樂思晦的兒子被召見。他年方八九歲，他的家已被來俊臣族滅。他告發來俊臣的刻毒，說來俊臣總是按照預定的罪名逼出供詞。武則天又親自召狄仁傑訊問：“你既然叫兒子前來訴冤，為什麼承認謀反呢？”狄仁傑道：“如果我不承認，早就死於枷棒之下了！”武則天立即明白了，免了狄仁傑的死罪，貶為彭澤縣令，接著又下達了對其他六位大臣免除死罪的詔書。武則天如果將審訊的全權下放給來俊臣，狄仁傑等必死無疑。但她始終不肯下放這個權力。而在最後關頭，采取了當麵訊問狄仁傑的措施，狄仁傑的性命被保存下來了，事情真相也水落石出。
來俊臣自治獄以來，每次都博得武則天的讚許，這次卻挨了一記耳光，心裏好大不快，到武則天那裏去申辯，認為這樣處理太輕，應將七大臣全部殺掉。武則天不予應允。處理七大臣一案，表現出武則天對酷吏來俊臣信任程度的降低，也表明了酷吏在武則天心中的位置已有了明顯的改變。
綜觀酷吏的任官情形和結局，可知武則天隻是因為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對他們加以利用。他們的任官一般僅限於大理寺和禦史台的中層官職，其影響局限於司法係統而不涉及行政機關。而且即使在司法係統內，也並非讓酷吏一統天下。大理寺的長官大理（司刑）卿和禦史台的長官禦史大夫，很少由酷吏擔任。尤其禦史大夫一職，大都由宰相兼任。而李嗣真、嚴善思、周矩、魏元思、徐有功、杜景儉、李日知等用法平恕之人先後擔任法官，無疑也是對酷吏的一種抑製。
采取不斷換血的方法，使酷吏之間互相牽製
索元禮、周興這批老酷吏，就是被來俊臣這批新酷吏解決的。“請君入甕”的故事就由此而來。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禦史中丞李嗣真因酷吏濫殺，向女皇進言說，現在的法官不按程序，隨意斷案定罪，這是“權由臣下”。他還拿出老子的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認為現在把威權交給酷吏，不可不慎。“權由臣下”是她的大忌，她對老酷吏也下手了。
對酷吏，武則天始終不是專信一派，而是多樹旗幟，分其權勢。在促使武則天對酷吏重新洗牌的過程中，二線隊伍也發揮了促動作用。天授二年一月，來俊臣集團采取了行動。他們首先控告的是丘神勣。丘神勣家族屬於貞觀士族，這類家族本就是武則天疑忌的對象。丘神勣被羅織的罪名是“謀反”，結果下獄被誅殺。
緊接著發生了史務滋事件。史務滋是武周帝國建立後的第一個納言（門下省首腦，屬宰相集團成員之一），此時正受命審判劉行感案。來俊臣參與了此案。劉行感出身顯貴，此時被人告密而下獄。
來俊臣的厲害之處，在於他準確把握了史務滋事件這一時機，激起了武則天對一些法官的疑忌和憤怒。史務滋與劉行感有舊交，來俊臣發現這一情況後，立刻上報武氏。結果是：武則天大怒，令來俊臣審訊史務滋。史務滋惶恐自殺。把同一辦案的法官也列為指控對象，這是來俊臣的又一發明。既然女皇已經對法官有了懷疑，來俊臣就再接再厲，把矛頭指向周興。之後，有人上告周興與丘神勣合謀，武則天要用一派去處理另一派，讓來俊臣審訊周興，就有了“請君入甕”的故事。
來俊臣先不露底牌，和周興一同吃飯。席間向老前輩請教：有囚犯不認罪，如何是好？周興也誨人不倦，說取個大甕，用火在周圍烤，讓囚犯進甕裏，不怕他不認罪。來俊臣依樣布置好，說請兄入甕吧。周興一見到自己發明的刑具，精神立刻崩潰了。他伏地求饒。來俊臣就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
索元禮的下場與周興有相同之處，在周興被控告的同時，索元禮也受到了指控。他的罪名是貪汙受賄。索元禮入獄，持抗拒態度。刑訊的酷吏說：“拿索公的鐵籠來。”索元禮立即屈服了。來俊臣對待周興的方法是請君入甕，同樣地，對待索元禮的方法也是“請君入籠”。籠和甕都是周、索自己設計的刑具，現在還治其身了。由此也可見來俊臣的陰狠，他刑訊不一定用酷刑，那樣做可能讓一些軟弱的人屈服，但遇到硬漢也未必好用；而且，更麻煩的是，刑訊易留下痕跡，如果犯人日後翻案，那是最好的證據；一旦刑訊的火候沒掌握好，犯人死了，也不好向女皇交代。所以，他更願意用心理戰術，在刑訊之前先把你的意誌摧垮，在兵家，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這種手段的智力含量更高，更不露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