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另一方麵看，真正殺害周興等的不是來俊臣，而是武則天。《資治通鑒》記載了天授二年索元禮被殺的原因，說索元禮性情殘酷，武則天也正好殺了他以安撫人心。審訊拘押犯人的權力長期落在某些酷吏手中，是相當危險的事。正如宰相必須經常更換一樣，酷吏也必須經常更換。
李昭德曾是武則天身邊紅極一時的人物，他是擁戴武則天的功臣之後，強幹有魄力。由武承嗣指使到武則天麵前請求廢李立武的王慶之，就是被李昭德率領朝臣群毆而死的。武則天對李昭德很信任，甚至武承嗣去說他壞話時，反被武則天譏笑。但武則天是絕不肯讓大權旁落的。
對內部親信搞牽製，這是統治者慣用的一招。如果對一線掌權的人員不放心，或出於防備的考慮，可以在他背後安插替補人員。而且，對這些二三線的隊伍，或暗中保護，或明裏提拔，保持對一線的警示，必要時可以換馬。
武則天在對來俊臣的處置策略中，表現了她對酷吏的基本態度。當來俊臣能威懾外朝，並為她的權位鞏固發揮作用時，盡管他胡作非為，武則天也總是保護他；但當來俊臣存在的害處比他帶來的好處更多時，武則天就會權衡得失，嚴加懲處了。
延載元年（公元694年），來俊臣曾被武則天外貶，但武則天舍不得扔了他，神功元年（公元697年），又把他撿了回來。回朝後的來俊臣“不辱使命”，又搞了不少大案，清除了不少政敵。但他漸漸進入瘋狂的狀態，竟然打算把太子、武氏子弟全羅織進來，這簡直是與所有人為敵，這就給武則天帶來很不利的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女皇任用這樣的人，精神狀態是否也正常？於是，武則天將來俊臣逮捕入獄，但是否除掉他，武則天一時還拿不定主意。
一天，武則天和她的另一個近臣吉頊遊禦苑，倆人交談起來。她向吉頊詢問起外麵的動態。吉頊告訴她，人們對於來俊臣死刑遲遲未批下來，感到失望。武則天說：“可他有告密之功啊！”“那算得什麼呢？”吉頊指出，“來俊臣贓賄如山，被他殺害的冤魂塞滿了路，殺他有什麼可惜的！”吉頊的意見反映了外間大部分人的想法，是所謂“公論”。
吉頊的說法，不容皇帝不重視。當時，武周對外關係極為緊張。在西方，吐蕃正提出割讓四鎮的要求；在西北方，東突厥的默啜反複無常，極為值得憂慮；在東北方，契丹部隊，正在包圍幽州，南下威脅魏州，第一次河北事變正處於高潮階段。當此之時，把一個民憤極大，象征恐怖政治的人保護下來，這合算嗎？吉頊的話提醒了武則天：處決來俊臣是一種平緩民怨的政治需要。武則天因為政治的需要起用了酷吏，借助他們消滅怨敵；同樣，也是因為政治的需要將酷吏送進墳墓，她需要鷹犬的頭顱平息危機。於是，武則天終於決定處死來俊臣。
時人無不對來俊臣之死彈冠相慶。國人無論長幼都恨他，竟然去割他屍體上的肉。武則天聽到臣民們的反應後，急忙表態支持公眾的作法。她下了一道製書。這篇被後人命名為《暴來俊臣罪狀製》的文章中說了不少安撫人心的話。製書最後說要對來俊臣施以族誅滅門之刑，以雪蒼生之憤。
縱觀武則天一生，不同時期的爪牙也有代表。早期是人稱“李貓”的李義府，中期是來俊臣，晚期是二張兄弟。兩頭的都是被武則天的對手除掉的，隻有來俊臣是武則天親手除去的。從權謀的角度看，也是最有價值的。
公元697年農曆九月，武則天又作了一番不同尋常的表演。她對侍臣說：“近年來朝臣多被周興、來俊臣等酷吏拘審牽連，朝臣們也都服罪了。國有國法，我怎麼敢違法不辦呢！這中間我也曾懷疑有冤案，派近臣去監獄裏查問，但都得到了犯人親手畫押承認的供狀，我又就不再懷疑了，準了那些法官的上奏。來俊臣死後，再也聽不到有謀反的人了，但是以前的死者就沒有冤屈了嗎？”這當然是在作勢，無非想聲明自己隻是被酷吏所誤，並不是真心發動恐怖政治。
武則天既出此言，久苦於朝夕不保的眾臣，何不乘勢抓住結束恐怖政治的良機？於是，夏官侍郎姚元之向武則天進言保證以後決不會有人再謀反。
恐怖政治就這樣體麵地結束了，這是武則天完成了政策轉變中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