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則天的政策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她逐漸由威酷變得寬仁，這一方麵是人老以後，性格漸趨內斂；更重要的是她和平過渡的大方針已定，不願再為輕易殺戮，而引發人心的動蕩。
殘忍疑忌是前期武則天的主要心態特征之一。但武則天稱帝之後，不免也有所反省。這種反省，使武則天漸漸顯得仁慈起來了。當然對臣民的疑忌依然不能消除，所以她表現出了矛盾的心境，時而殘忍，繼續推行恐怖政策；時而擔心刻薄有餘，延攬人心不足，於是多施仁政，頗為仁慈。逐漸地，仁慈之心戰勝了殘酷之心，成為她晚年心境的主導方麵。
長壽二年（公元693年），李旦王妃竇氏之母龐氏被家奴密告，武則天令給事中薛季昶查按。薛季昶將龐氏定為死罪，徐有功卻認為龐氏無罪，薛季昶於是奏徐有功袒護逆黨，請交法官論罪，竟判處徐有功絞刑。徐有功得知這一判決後，歎息道：“難道隻我一人要死，別人就永遠不死嗎？”說罷從從容容地吃了飯，拿一把扇子遮住臉，躺在椅子上睡了。這是個不同尋常的夜晚，大概武則天也對徐有功的態度產生了好奇，認為他表麵上裝得剛強而坦然，內心必定憂懼，就派了個人秘密地窺視他。窺視者去的時候，發現徐有功已經睡熟了。第二天早晨，武則天召見徐有功，問道：“你近來處理案件，為什麼總是失之於寬？”徐有功答道：“失之於寬，不過是人臣的小過，好生惡殺，才是陛下的大德啊！”武則天聽了，沉默良久，下令免除龐氏的死刑。這些都是他反省的表現。
武則天晚年對嗜殺的反省，並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與周圍環境作用的結果有關係的。總的說來，武則天心境如何，與她所接近的人有些關係。而佛教特別是禪宗在其中起著一定的作用。當她與薛懷義等奸僧接近時，她嗜殺之念較強；當她與神秀、義淨等高僧接近時，她嗜殺之心減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這種寬仁謹慎的態度還表現在她納諫上。公元698年以後，武則天接受諫議的事例比以前多了。
武則天迷信佛教，晚年尤甚，卻容許某些反佛教言論的存在。例如狄仁傑，就曾提出過極為尖銳的反佛言論。公元700年農曆四月，有個西域僧人邀請武則天到所在寺廟去觀看埋葬舍利，車駕已行至半途，被狄仁傑所攔阻。狄仁傑列舉了許多不能去的理由，其中的一條是：佛為夷狄之神，不足讓天下之主屈尊去拜他。這種強烈的反佛觀點，在武周時僅見狄仁傑此例。武周帝國的支柱之一是佛教，從黑河女主說到彌勒轉生說，或者以佛教經典，或以杜撰疏注的方式，論證武周帝國是神意誌的產物，佛的地位在“天下之主”之上。現在，狄仁傑指斥佛為“夷狄之神”，其地位在武皇之下，真是大膽！但是武則天卻以寬容的態度對待狄仁傑的指責，而且接受了狄仁傑的意見，打道回宮。武則天給自己一個台階，說這麼做是為了培植臣下的凜然正氣。
武則天此時的寬仁謹慎還表現在用人方麵。在恐怖時期，她也注意搜括人才。那時，她采用的是放手招官的方式。對於通過這種方式當官的人，她不甚愛惜，常常將他們隨意殺掉。但在晚年，她對“求賢”采取了慎重態度。一些為武則天所信任的大臣，都有推薦人才的權利。特別是幾個著名的大臣，如狄仁傑、陸元方、朱敬則、魏元忠等。他們推薦上來的大臣多被重用，很少被隨意殺掉。
結束了恐怖政治的武周帝國，這時能夠集中一定的力量，收攬更多的人才來對付嚴重的外患。負責指揮反擊突厥的將領有魏元忠、姚元之、薛季昶、薛訥等，都是一時的人選。他們雖不能徹底消除邊患，消滅默啜的勢力，但能持重自守，保持與默啜對峙的局麵。邊境上出現了一種穩定的相持形勢。自高宗朝中期開始的軍事逆轉，至此基本不再發展了。
武則天後期，結束了恐怖政治，她表現出了寬容的態度。但是，迫在眉睫的李武爭位問題亟待解決，她必須選擇，而且要為這個選擇作好充分的準備。
李武並貴
立子與立侄的矛盾，是武周後期的一個核心問題。
到了武則天執政的中後期，一個重大問題擺在了所有人麵前：那就是武周帝國的繼承人問題。武則天必須為自己的身後之事作好打算，留給繼承人一個穩定的、能夠繼續發展的帝國。而李武兩派已經成為兩大勢力，再消滅哪一方，都會給政局帶來顛覆性的影響，這不是武則天所希望的。她的目的是兩方既共同存在，又相互牽製，保證自己居中掌控的權威地位，再試圖將兩派捏合在一起。
從李淵建國一直到唐玄宗開元初年，唐朝的中央政治局勢長期動蕩不安。政治麵貌混亂的主要原因，在於皇權的繼承失去了秩序。中國封建專製王朝長期遵循的是嫡長子繼承製，但是在唐代前期，嫡長子繼承製相對失去了這種約束力，最高權力的繼承靠赤裸裸的政治鬥爭。唐朝前期的皇位繼承，有兩點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