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預立的儲君無一能平穩地繼承皇位，如隱太子李建成、恒山王李承乾、燕王李忠、孝敬皇帝李弘、懿德太子李重潤、節憫太子李重俊等，不是被廢黜便是被殺害。
第二，真正繼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宮廷革命”上台的，比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在這種情況下，皇太子其實隻是名義上的儲君。相對於名義上的儲君，一直存在著強大的競爭對手——“潛在的儲君”。
繼承人之間互相爭鬥，大臣各投陣營，從內廷到外朝，由中央而至地方，就形成了龐大的政治集團。這些政治集團以“一君兩儲三方”的格局出現。一“君”是指有實權的皇帝或太上皇；兩“儲”是指政治集團間分化組合成最大的兩個集團，各自擁護一個皇位繼承人選（名義的儲君或潛在的儲君）；三“方”是指兩大政治集團與握有實權的君主構成三方力量。
這一政治格局是伴隨著唐帝國的創建而產生的，與唐朝開國史緊密相連。自太原起兵開始，李淵一家便是分工合作創立基業。李世民、李建民、李元吉在軍事鬥爭中都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智囊班子、武裝力量和外圍人員。所以在唐帝國建立以後，李世民等人與高祖的關係，便和以前皇子與皇帝的關係不盡相同。李建成是名義上的儲君，李世民、李元吉擁有強大的實力和繼承皇位的某種合法性。特別是李世民，有掃蕩天下的大功，是潛在的儲君。最後分化組合的結果，是唐高祖、秦王、太子與齊王形成“一君兩儲三方”的格局。太宗既已依靠武力奪取皇位，以他崇高的地位和威望，便成為諸位皇子仿效的對象。李泰很有其父之風，招攬人才，覬覦儲位。李承乾也積蓄力量，準備奪權。他們不但想殺死對手，也著手挾持太宗。於是李泰、李承乾與太宗又構成了“三方格局”。作為政治強人，唐太宗果斷地將兩個繼承人集團都消滅了，讓李治繼承了帝位。但李治的軟弱使李氏失去了政治上獨尊的地位。
推動這一格局持續影響政治的，是武則天改唐為周。
唐代前期皇位繼承混亂的一個重要淵源，就是皇權與貴族的矛盾和鬥爭。陳寅恪認為：“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期，以玄宗安史之亂為分界線。前期最高統治集團表麵上推屬李氏或武氏，自高宗初年至玄宗末世，百年有餘，實際上最高統治者輪轉分歧混合，雖有先後成敗之不同，但可視為一牢固的複合體，李、武為其核心，韋、楊助之黏合，宰製百年世局。”
武周代唐以前，皇位繼承人選，僅僅在李氏一家中產生。然而武周代唐以後，皇位繼承人選的範圍就擴大到了李、韋、武幾家特殊的貴族：武承嗣、武三思、韋後（中宗李顯之妻）、安樂公主（韋後之女）、太平公主等都試圖成為皇位的繼承人。
在武則天稱帝期間，特別是王朝後期，李氏和武氏各有一個實力集團，與在位的武則天構成三方格局。作為皇帝的武則天，一方麵不得不麵對唐初延留下來的幾大政治勢力插手皇位繼承人的現實，另一方麵，她也在利用甚至導引這種現實，為己所用，維護自己的政權穩定。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武則天扶持武氏淩駕於李氏之上。畢竟，帝國的皇帝是姓武的，大部分實際掌權的官員是武氏門下客，許多忠於李氏的大臣被剪除，甚至皇儲李旦也改姓武氏了。
太子的缺位，使武承嗣等人因此躍躍欲試。政治上的權威要靠時間來樹立，一個家族占據皇權的時間越長，便越具權威性，越具合法性。反之，這個家族的權威性和合法性越受到質疑。武周代替李唐，長達數十年，足以使李氏的絕對權威受到削弱，而武氏的特殊地位逐漸為貴族乃至全國老百姓承認。但是李氏也在暗暗積蓄力量，力圖恢複獨尊地位。盡管諸武子弟來勢洶洶，而當時武則天的二子李顯、李旦均遭幽禁，形同囚犯，但是諸武的企圖卻遭到了朝中執政大臣的堅決反對。李武太子之爭的問題實質上是諸武子弟與支持李唐宗室的大臣之間的太子位之爭。
武則天清楚她所處的環境，在對待李武兩大集團上，她始終采取相互製衡的手段，力圖避免任何一股勢力激增，而對她的權力構成威脅。但立皇嗣的問題不解決仍是武則天頭痛的事。她的內心也充滿了矛盾。一方麵，自古以來，任何帝王都是以自己的兒子為皇嗣，沒有立旁支的道理。但另一方麵，兒子雖是她生養的，但從宗法關係上說，兒子是李家的，她隻是李家的媳婦。隻要兒子是皇嗣，這天下終究是李家的。這種矛盾的心情一直困擾著她，她無法果斷地做出決定。解決這種矛盾的辦法，就是把她的兒孫都改姓武。於是出現了兩類親王並立的情況。但令武則天煩惱的是，這兩類親王雖都姓武，卻明顯是兩個陣營，在宗法關係上，他們血質不同，合不到一塊去。
到長壽二年（公元693年），繼承人問題再起風波。正月初一，武則天主持祭享萬象神宮大典，非常隆重。在這盛大的元日大典上，繼武則天之後為亞獻、終獻的分別是魏王武承嗣和梁王武三思，而沒有皇嗣李旦的位置。李旦此時正處於危險的境地。他的皇妃劉氏和竇氏（李隆基之母），被告發在宮內搞迷信活動，詛咒武則天，乞求非分之福。正月初二，劉、竇二妃被秘密殺害。竇妃之父潤州刺史竇孝諶、母龐氏和他們的三個兒子在此後也受到奴婢的誣告，差點被滿門抄斬。此舉目的明顯是針對皇嗣李旦，李旦不敢對武則天稍有違拗，事後來到母親跟前，強裝不知，容止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