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國立政法大學在政治科中設新聞學一課，邵飄萍又被聘為導師。從1918年在北大開報學選修課，發端新聞學教育後，1923年於私立平民大學添設新聞係，1924年又在國立政法大學設新聞課。他前後都被聘為主任教員，講授新聞采訪學。盡管工作繁忙，他還是盡力去教授，並以自己從事新聞工作多年的實踐經驗為我國培養了大量新聞人才。
邵飄萍辦報既重視外交、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麵的內容，關注國家命運、人民疾苦，也依靠社會力量，形式多樣，豐富多彩。在《京報》的周圍既有魯迅、錢玄同、孫伏園、黎錦熙等大學者，也有張友鸞、焦菊隱等當時還沒有名氣的青年人，可謂人才濟濟。邵飄萍始終堅持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理想，繼續《京報》的辦報宗旨，獨立地表達公正的輿論，“勉力造成全國人發表言論之機關”。以揭露政治的腐敗、黑暗、為民眾呐喊為己任的邵飄萍自然“得罪”了不少當權者，他們對邵飄萍又恨又怕，對其百般阻撓、迫害，但邵全無懼色。正如馮玉祥將軍所說，“主持《京報》握一枝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絕奮勇，隻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它，不屈於最凶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
謳歌革命 秘密入黨
邵飄萍不但翻譯專著係統介紹馬列，還以複活後的《京報》及其副刊為平台，不斷介紹俄國的“十月革命”的新成就，以及國內先進分子、共產黨人的重大活動。在《京報》複活後，先後連載了《俄國大革命史》、《改造世界之人物》、《俄國大學生與革新運動》、《俄國文學與社會改造運動》、《俄羅斯文學之社會主義北京》、《俄羅斯人道主義之發達》、《猶太人與俄國社會》、《改造世界之人物——新俄國之偉大列寧》，除了介紹連載有關俄國的文章，《京報》還關注俄國時事。邵飄萍充分利用《京報》這一載體，關注國內先進分子，共產黨人的重大活動。為向國人介紹赴法勤工儉學這一偉大壯舉，《京報》複活第二天就開始連載41天《留法勤工儉學學生會紀念集》。
《京報》還以廣告的形式介紹革命進步書刊。《向導》周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該刊自1922年創刊以來的每一期詳細目錄，《京報》都以廣告的形式刊登，並經常熱情地進行評價。《向導》的文章，當時被譽為“將醉生夢死的人驚醒的警鍾”。因此，邵飄萍對這個刊物非常重視。1925年7月27日起，《京報》一連7天刊登介紹《向導》周報的廣告。《政治生活》周報，是李大釗主持的中共北方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刊物。主編是中共北方區委宣傳部趙世炎。這份刊物對於分析政治形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進行革命理論的指導，以及向群眾指出革命鬥爭的正確方向，都起著重要作用。為了擴大該刊的影響，邵飄萍自1926年1月5日起，連續14日在《京報》第二版的廣告欄以別致而醒目的形式把它介紹給讀者。
中共成立之初，邵飄萍以他特殊的身份幫助獲取情報，出版刊物，組織通訊社，大造革命輿論，展開思想鬥爭，乃至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持。1920年3月，因為革命鬥爭的需要，李大釗等在北京大學秘密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參加者有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張國燾、瞿秋白等。邵飄萍也加入了這一組織，他不但積極參加各項活動，進一步接受馬克思的革命思想，而且給予了組織大力支持。
據當年的羅章龍回憶：1921年黨開辟了北方區的工作，有的宣傳馬列，有的組織工人運動，還設立了一個小型圖書室。邵飄萍知道後，利用《京報》的昭明印刷廠幫助出版刊物，印刷文獻。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為把馬克思主義傳播到廣大民眾中去，成立了各種外文翻譯組。邵飄萍精通日文，因此經常去幫助校訂馬列的譯著。羅章龍說：“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邵飄萍是京報社社長，對重大時事經常親自采訪。他充分利用這一有利的身份，把從北洋政府方麵所獲得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的重要情報，不斷提供給黨組織。他也經常從東交民巷外交團、路透社、電訊社，以及德國、法國方麵獲得情報提供給我黨。
1922年，反動組織“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決定4月4日至8日在清華大學召開第11次大會，妄圖推動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遏製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的影響。麵對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精神侵略，中共北方區委發起了“專以解除宗教羈絆，發揮科學真理”為宗旨的“非宗教運動”，邵飄萍積極利用《京報》，大力協助這場思想鬥爭。3月19日，《京報》以“廢除運動的大爆發”為大標題，刊載《非宗教大同盟宣言》全文，以及宣言的通電者李大釗、蕭子升、羅章龍、鄧中夏、繆伯英等79人的姓名。一周後，又以“非宗教同盟之紛紛響應”為標題，刊出南社、法政學校等對非宗教同盟的聲援書，揭露帝國列強以“傳教為名，隱助侵略”的野心。號召國民“急起撲滅，毋使滋蔓，擾害國本”。3月29日，又載《聲勢浩大之非宗教大同盟》，詳細報道了南北分流紛紛加入，京津滬漢應聲四起，在會上發表暫行簡章，非教者編印非宗教叢書等情況。
4月4日，帝國列強不顧中國人民的反對，唆使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次大會在清華大學召開，32個國家的700餘名代表與會。反動當局非但不加製止，反而派軍警保護會場，這激起了國民的義憤。召開之日，邵飄萍安排《京報》大半版的篇幅全文刊出《非宗教同盟之重要宣言》。繼4月10日，以《非宗教同盟講演大會記》一文，報道了蔡元培、李大釗、李石曾在會上的演說。全國各地諸多學校社會的非宗教宣言，也通過《京報》與國民見麵。這場鬥爭中，邵飄萍運用《京報》的有利條件，在輿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獲得了黨組織的好評。
1924年初，中國共產黨領導了促進中蘇建交的運動。邵飄萍積極參與，《京報》密切加以配合，在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從中宣傳了新俄的對外政策，鞭撻了帝國列強侵略我國的野心，在國人中宣傳了共產黨和俄國“十月革命”。邵飄萍出身貧寒，生活在黑暗的北洋軍閥統治期，心懷對祖國的赤誠之心，不斷探尋救國救民的偉大真理，與帝國主義、反動軍閥開展了不屈不撓的鬥爭。1925年，經黨的創始人李大釗同誌和羅章龍同誌的介紹，吸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邵飄萍成為了黨的一名秘密地下工作者。
對於邵飄萍的入黨，當時的中共北方主要負責人羅章龍有專門的回憶：
“我同邵飄萍的私人交往多，我也就很敬重他。作為一個記者，他在舊社會的活動是多方麵的，這也是理解的，但是他的認識清楚，按現在的話說，就是他有鮮明的政治方向。《京報》宣傳馬列主義，報道工人運動的這些事，有的是他主動默契地配合，也有的是我們去跟他談，交換意見，共同做的。當時在北方區，是由我主要負責同京報館邵飄萍的來往的。由於當時的情況比較複雜，許多事隻能在地下進行，保持一種秘密狀態。邵飄萍是由我和李大釗介紹他作為地下黨員的，時間大約在1924年前後，那時他已經為黨做了許多工作。按照當時革命的需要和他本人的意願，我們介紹他入黨是順理成章的事。李大釗同誌是書記，年齡比較大，又是我們的老師，大家對他是比較尊重的，由他做介紹人是必要的。邵飄萍入黨是秘密加入的，不像現在情形。邵也不是一般人物，所以入黨是我向區委提出，區委會上討論通過的，旋經中央批準也是肯定的。”
支持工運 打倒列強
《京報》自創刊以來，為大造革命輿論，傳播馬列主義、宣傳工人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922年初到1923年春，全國的工人運動如雨後春筍，此起彼伏。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員1500餘人，為反對英國資本家剝削，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至月底，罷工人數增至3萬，曆經56天的尖銳鬥爭終於取得了勝利。對此，《京報》先後以《香港水手罷工情形之詳記》、《香港水手罷工詳情續記》、《香港海員大凱歌》等文章，詳細記述了罷工之起因、廣州工人歡迎海員、罷工宣言及規則、海員複職的波折、罷工後的影響及廣州和香港個團體歡送歡迎海員等實況。
安源煤礦大罷工是國內影響較大的罷工之一。毛澤東、李立三曾先後親自到安源，深入群眾進行思想教育，建立黨組織，成立路礦工人俱樂部。不久，劉少奇加入。1922年9月14日，工人為反對路礦當局拖欠工資，爆發了大罷工。邵飄萍於同月29日、30日在《京報》刊登通訊《萍安罷工五日記》，這篇通訊近6000字，分罷工之遠因、罷工之近因、罷工之實現、罷工之經過、破壞罷工之失敗、秩序之良好、工人與軍隊鬥爭情形、調停之經過、工人慶祝會之盛況、上工宣言及勝利條件等10節，實際上寫了罷工鬥爭的全過程，是罷工勝利的全麵總結，對指導以後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人運動提供了翔實的材料。
開灤煤礦大罷工，因唐山有五大煤礦，又稱為“五礦”罷工。礦工5萬餘人，因工作條件艱苦，受到資本家的高壓剝削，由工人領袖鄧培等人於1922年10月23日發動大罷工，矛頭直指英國資本家和華北集團。罷工當日，《京報》就刊出要聞《唐山五大煤礦工潮將勃發》，並附有《工人要求改善待遇之條件》、《楊以德派出保安隊震懾》、《礦主動用武力壓迫工人》等配合性要聞。要聞列舉事實，揭露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與礦主勾結，準備以武力鎮壓工人的陰謀。這類文章及時刊出，給楊氏及礦主以輿論譴責，同時敬告工人早做好準備。26日早晨，罷工工人遭到當局鎮壓，當場犧牲6人，輕重傷者57人，失蹤者無數。《京報》持續刊載《北京各團體發起援助唐山工人》、《最後奮鬥中之唐山礦工》、《唐山罷工之詳情》、《罷工工人之請願》、《唐山工人再請彈劾楊以德》，邵飄萍還親自撰寫評論《罷工風潮》，為工人罷工伸張正義，為遇難工人討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