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工人隊伍的逐漸擴大，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召開成立大會，這一活動引起了帝國主義的極大恐懼，指使北洋軍閥吳佩孚進行鎮壓。總工會決定罷工抗議，2月2日，總工會宣布：“從本月4日正午起，京漢路全體一律罷工。”號召工人們“為人權而戰，為自由而戰”。這就是有名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邵飄萍密切關注京漢工人罷工的發展，並與共產黨人聯係，派出記者采訪罷工。2月5日，《京報》以“京漢全路工人昨午起大罷工”的大字標題發布3000多字的要聞。後又發表《各界熱烈同情》、《堅決支持工人正義鬥爭》、《漢口各工團舉行遊行示威》等多篇通訊，及時將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進展公布於眾。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聲勢浩大，影響廣泛，帝國主義列強和北洋政府坐立不安，想法設法進行鎮壓。
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在鄭州、江岸、長辛店對罷工工人進行血腥鎮壓，開槍掃射工人糾察隊，當場打死四十餘人，傷數百人，四十多人被捕入獄，一千多工人被開除而失業。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被殺。2月8日，《京報》刊登《昨日長辛店槍擊工人大慘劇》，報道了慘案發生的經過和工友浴血奮戰的革命精神，揭露了軍閥吳佩孚、蕭耀南等鎮壓工人運動的罪行和“保護勞工”的偽善麵目，並在消息中無所畏懼地點名譏諷指揮鎮壓、殺傷工人的劊子手、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
在經曆了1922年初至1923年初中國工人運動高潮之後的短暫平息後，1924年6月，中國大地出現了一個勢頭更猛烈，範圍更廣闊的全國革命高潮——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的發端是中蘇協定的簽訂。就在中蘇之間進行的恢複邦交正常化的談判達到白熱化的程度，帝國主義橫加幹涉歸還俄國使館問題，拒絕召開關稅會議。邵飄萍在仔細研究美英等帝國主義對華政策和蘇聯對華政策後稱：“美英諸國平日口口聲聲所謂援助中國，所謂謀平等親交，說得天花亂墜，乃對於我國此種呻吟痛楚，輾轉哀鴻之致命之傷……亦悍然不顧，以冷酷殘忍之態度臨之。”
6月13日，蘇聯大使在客拉罕約見邵飄萍，在一小時的約見中，客拉罕與邵飄萍交換了關於歸還使館的意見，外蒙主權、中俄互派大使協定實施問題。蘇聯大使表示，蘇聯支持中國關稅平等的要求，在適當時候，蘇聯將就中國的這一要求發表意見。這次會見，蘇聯大使不隻談到中蘇關係關係間的一些具體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他向邵飄萍闡述了對中國問題的最根本的看法，告訴邵飄萍，中國的出路首先在於修改與各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6月21日，邵飄萍提出了聯蘇反帝的主張。
6月24日，邵飄萍又在《京報》上率先公開提出隻有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人類方有永久的和平。9月3日，在北洋軍閥統治的心髒北京，邵飄萍率先在報紙上公開亮出“推翻一切不平等的條約”的旗幟，並將它作為國民運動的標語。明確提出，推翻一切不平等條約為中華民族的唯一出路，非造成全體國民的自學運動不可。在9月7日（辛醜條約簽訂之日）召開國恥紀念大會，以示全體國民對不平等條約的示威，同時采取經濟製裁措施抵製條約國的商品等與帝國主義抗爭。
7月15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廣州沙麵工人舉行了為期一個月的罷工，取得了勝利。罷工改變了二七罷工以來工人運動低迷的狀態，推動了中國中、北部工人運動的發展。罷工開始後的第四天，邵飄萍即發表文章聲援，提出全國互相通電，給予沙麵華工精神上的支援，同時給予物質、經濟支援，支持工人堅持鬥爭直至英國取消歧視華工規定。並希望廣州的罷工也納入全國一致的廢約運動。從7月3日至7月19日，邵飄萍連續發表了6篇文章宣傳、論證“推翻一切不平等條約”這一標語，同時提出將一切與帝國主義所進行的抗爭，將工人運動納入全國廢約運動，廢約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展。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北方的外國報紙歪曲事件性質，汙蔑中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運動是“團匪事件以來未曾有之國際問題”。並且企圖用中國內部的“黨爭”、“盲目排外”、“赤化”等誹謗“五卅運動”的愛國主義性質，轉移人民的視線，為擺脫罪責和製造新的事端提供輿論支持。一些有軍閥背景的報紙也為軍閥政府和西方列強說話，還有一些報紙為求得生存，不敢對事件進行報道和評論。但是，《京報》對“五卅慘案”表示了極大的同情，對帝國主義表示了強烈的憎恨。從接到消息的6月1日起，連續20多天整版報道五卅運動。在標題製作、版麵設計突破陳規，還集中運動消息、通訊、特訊、評論、社論、專刊、特刊、照片以及廣告等多種形式報道評論“五卅運動”，支援上海的工人、學生及市民。“五卅運動”持續到9月底，《京報》的報道一直持續到10月才結束。
在聲援“五卅運動”期間，邵飄萍撰寫了大量的評論文章。邵飄萍的評論是《京報》的靈魂和脊梁。一個月之間，他連續發表了二十餘篇評論，有5天，竟然一日之內發表兩篇。慘案發生的第四天，邵飄萍在《願國民注意根本問題》一文中，鮮明地提出了五卅運動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他認為，如果不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個根本問題，五卅運動即使能逼迫帝國主義做出某些讓步，我國政府即使能獲得一時的勝利，卻仍然不能保證不會再次發生類似的慘案。在他看來，應該以此為契機，發動全國更大規模的廢約反帝運動：“願我國民其勿舍本而逐末，勿有始而鮮終，永久認定最後目標，合全國而為大規模之運動。須知不共戴天之仇，亡國滅種之敵，即此不平等的條約是也。”
在與帝國主義作鬥爭的過程中，邵飄萍深深感到，帝國主義不僅從經濟、政治上進行壓製，還壟斷中國的對外宣傳，在輿論上對中國進行鉗製，使世界無法了解“五卅慘案”的真相，更無法知曉西方列強在中國國內的胡作非為。為此，邵飄萍呼籲國內各民眾團體和社會各界重視對外宣傳問題，並提出了對外宣傳的目的、指導思想和具體辦法。號召各界向國外同行呼籲，並提出由最活躍、最富有朝氣的學界、教育界打開對外聯絡的渠道。他的促全球各界大聯合，爭取國際力量同情、聲援中國人民正義鬥爭的思想，代表了中國人民的基本利益。
北方革命運動的不斷壯大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構成了嚴重的威脅，為了對付革命運動，美日帝國主義加強勾結，公然支持奉係軍閥進攻國民軍，幹涉中國內政，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怒，1926年3月18日，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人的領導下，北京各界5千人聚集天安門前，召開示威大會，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到段祺瑞執政府前請願。下午一時左右，衛隊開槍射殺請願群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慘案發生後，《京報》第一時間派記者到現場采訪，邵飄萍本人則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到政府的上層采訪。第二天，《京報》詳細報道了慘案的經過。報道持續了一個月。期間，還增發《京報特刊》，全麵報道了京、津、滬群眾的抗議集會、通電、宣言，《京報》針對政府汙蔑群眾的愛國運動是“赤黨暴動”，段祺瑞政府妄圖用“軍警”二字代替府院衛隊，栽贓、嫁禍於國民軍，於3月19日發布一條消息《國務院門前之屠殺》說明了兩個事實：一是所謂的“赤黨”或“暴徒”襲擊衛隊，是衛隊屠殺赤手空拳的群眾；二，槍殺請願群眾的不是國民軍軍警而是段祺瑞政府的衛隊。從慘案發生的第二天起，邵飄萍又發揮他的特長，連續發表了5篇評論。旗幟鮮明地指出，帝國主義露骨幹涉中國內政，是急於扼殺革命勢力，扶植賣國政府，以便進一步侵略中國。其中，英日意圖最為明顯。英日帝國“一圖南部與長江中部，一圖東北與京津。”英國“深恐廣東國民政府政策成功，北伐實現，非但香港有消亡之危，長江勢力範圍亦岌岌可慮，故不惜援助吳佩孚，使吳代守長江之鎖匙，北方之事，不得不與日本交換……”
“三一八”慘案後，“北京學生聯合會”召開追悼會，追悼死難學生。群眾已經聚集，卻還沒有大會主席，當時正在中法大學讀書的中共地下黨員陳毅挺身而出，擔任大會主席，慷慨陳詞，抗議帝國主義對中國學生的無辜屠殺。然而，當陳毅將演完以後，沒有人再去發表意見，現場冷場。那時邵飄萍已經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毅然走上主席台，慷慨陳詞，淋漓盡致地揭露了段祺瑞政府賣國求榮的醜惡，告誡青年不要再有幻想，提出“血債必須血還”，麵對殘酷的革命鬥爭，光有理想和熱情是不夠的，要有不達到目的誓不罷休的精神。“三一八”慘案發生以後，段祺瑞政府為了以強硬手段鉗製輿論，撲滅全國的革命形勢，下發了謀殺的黑名單，李大釗、邵飄萍等共產黨人榜上有名，但是，邵飄萍從來沒有懼怕，仍然與段祺瑞政府做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