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畏懼 英勇就義
1924年4月初，張作霖、吳佩孚為了共同的利益，重歸友好，又拉攏山西軍閥閻錫山作盟弟，從三麵夾擊馮玉祥的國民軍。張作霖率軍攻克九門口、山海關、進占灤州、唐山；張宗昌、李景林的直魯聯軍，又從側翼發起夾攻，占領馬廠，逼近天津；吳佩孚出兵進攻河南，相繼占領了開封、鄭州，直取石家莊。北京已麵臨直奉聯軍的包圍。4月中上旬，直奉聯軍派飛機對北京狂轟濫炸。《京報》於13日刊載《聯軍飛機擲彈全城市民恐怖》，披露12日上午9時許，兩架飛機投36枚炸彈於西直門外車站、廣安門內大街一帶，炸死5人，炸傷24人。轟炸還導致大量房屋倒塌，民眾流離失所。
這時，正在赴蘇途中的馮玉祥，不得不下令陷於奉直聯軍三麵包圍的國民軍撤出北京城，開往西北地區。16日，《京報》以《國民軍昨晚實行總撤退》的消息，報道鹿鍾麟率全軍開回西北，警察權移交各調解人接收。親眼目睹了直奉軍閥無惡不作的邵飄萍，不顧個人生死，刊出署名飄萍的評論《歡送國民軍》。高度稱讚國民軍紀律嚴明，秩序井然，勇敢地表達了“本報對於國民軍第一軍始終示愛護之態度”，讚揚國民軍是當時中國不同於軍閥部隊的“良好之武力”，是可以承擔捍衛國家重責的部隊，對直奉軍閥軍隊的暴行進行了鞭笞。
國民軍撤離北京前，馮玉祥把邵飄萍的安危係在心上，先後三次派鹿鍾麟勸說邵飄萍暫時放棄《京報》，隨軍撤離北京城。這時的邵飄萍也自然明白，隻要國民軍一離開北京，死神就會很快降臨到他身上，但是他顧及《京報》是黨的輿論陣地，他想利用矛盾，在險境中求生存。邵飄萍支持“父讓子繼”，讓張學良接任鎮威軍總司令，改造東北政局。加之自認為與張學良私交不錯，他希望這次能冒險成功，於是婉拒了鹿將軍的勸說，堅守革命陣地。
4月18日，張作霖的前敵總指揮張宗昌率直魯聯軍率先進城。聯軍進城後，燒殺搶掠，無所不做，百姓敢怒不敢言，《京報》迅速刊登《聯軍之軍用券》、《京師流通軍用鈔票問題》等報道，披露士兵強付軍用票，隻要店主稍微不願意，就拳腳相加，商戶隻好關門，京城頓時一片荒涼冷落的景象。奉軍入京後，發布27條，宣布凡“宣傳共產，鼓吹赤化，不分首從一律處以死刑”，並派出軍警大肆搜捕進步學生，散發傳單，誣陷邵飄萍是“盧布黨”記者，封殺進步報刊。張作霖公開聲稱“誰敢說我張某壞話，就休想出報！休想活命”，到處製造恐怖氣氛。這時的張作霖暗中出高額賞金捕殺邵飄萍，吳佩孚也命令捉拿邵飄萍，京報館和邵家的電話被監聽，館舍受到監視，邵飄萍的生命時刻處在危險之中。邵飄萍的親戚、朋友、同事都勸他到外地躲避一段時間，邵飄萍沒有同意，隻是將《京報》暫時交給夫人湯修慧打理，照常出報，自己避居俄國使館，且在六國飯店開了一個房間，處理公事，接待來訪。奉軍抓不到邵飄萍不甘心，以造幣廠廠長之職和二萬元大洋為誘餌，收買了曾與邵飄萍有過舊交的《大陸報》社長張翰舉。
張翰舉外號叫“夜壺張”是個投靠軍閥官僚的無恥文人。4月中旬，張翰舉經常在使館區尋覓邵飄萍，見到邵表示異常親密，詭稱張作霖懼怕國際間的幹涉，並不敢加害於他，且說隻要邵改變作風，《京報》仍可照出，並自吹他能設法向張學良疏通。邵飄萍聽了之後，將信將疑。4月24日，邵飄萍擬回報館料理事務，事先用電話與張翰舉說明，張滿口以人格擔保不會出事，叫他放心回館，暗地裏卻向張作霖通報。邵飄萍回報館處理完事務就與朋友在報館打起了麻將，當他們打完麻將從京報館出來的時候，張作霖早已在門口布下了天羅地網等候邵飄萍，就這樣，邵飄萍落在了張作霖的手裏。
邵飄萍被捕的第二天，4月25日午前，湯修慧致電多處，請求營救邵飄萍。下午3時，新聞界召開緊急會議商討營救辦法，大家推舉劉煌等十三名代表晉見奉軍第三團團長張學良，請求寬赦邵飄萍。張學良告訴代表：“逮捕邵飄萍一事，老帥與子玉（吳佩孚）及各將領早已有此種決定，並定一經捕到，即時就地槍決。餘與飄萍私交也不惡，唯此次要辦飄萍，並非因其記者關係，實以其宣傳赤化，流毒社會，貽害青年，罪在不赦，礙難作主。”代表們再三與軍方、警方交涉，但是張學良不為所動，以郭鬆齡被捕殺為例，笑著說：“餘與郭鬆齡情誼之篤，世無倫比，郭倘因他事犯罪，餘可犧牲一己，與其私逃。而其前次舉動，餘實亦無法援助。……”反動軍閥毫不改口，代表們無功而返。
同日，《黃報》社長薛大可又為此事寫信張學良，《東方時社》記者張培風要張學良搭救邵飄萍，但都效果不大。4月26日淩晨1時許，警察廳將邵飄萍“提至督戰執法處，嚴刑訊問，脛骨為斷”，沒經法院公開審判，就將邵飄萍定罪為“京報社長邵振青，勾結赤俄，宣傳赤化，罪大惡極，實無可恕，著即執行槍決，以昭炯戒……”秘密將邵飄萍處死。臨刑前，邵飄萍向監刑官拱手說道“諸位免送！”，麵向陰霾的天空，哈哈大笑，從容就義，年僅40歲。從邵飄萍被捕到最後被殺，北京、上海、天津的報紙作了報道，但多數報道極為謹慎，言語中流露出可惜。
邵飄萍是聯軍進城後最早捕殺的革命知識分子。邵飄萍一生都在追求中國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理想，他以“鐵肩辣手”自勉，並堅定地向自己的理想努力著，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他留給後人的，不僅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的標杆，不僅僅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的稱謂，更有他敢於為了自己的理想，向那個黑暗的年代說“不”的勇氣與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