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仁義，廣攬人心
人是管理活動中最活躍的因素，領導者要牢固樹立“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通過樹立科學的用人觀念和堅持正確的用人導向，激發每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能動性，把全體組織成員的思想與精力集中到組織事業的成功和個人價值的實現上來。但光有“以人為本”的理念還是遠遠不夠的，領導者自身還要有強大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劉備就洞悉了這一點，在四處奔走的途中，從自身出發，結合自身優勢，以“仁義”為名，聚攬人心。
在三國亂世中，群雄並起，鹿逐中原。其中，曹操有後台有基礎，孫權承父兄之業，隻有劉備白手起家。但其終能三分天下，這其中關鍵的一點就是劉備的“高舉仁義，廣攬人心”。
盡管前半生中的劉備，一直處於顛沛流離之中，輾轉棲息列強之間，雖是寄人籬下，但卻不顯半點寒磣，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緊急關頭重信義，危難之際係百姓。劉備當平原相時，將府中財物施舍給百姓，以度饑荒，自己在府裏跟“士之以下者”即一般辦事人員同席同食，無所挑揀，所以大家都歸附他、愛戴他，起事之初就很得人心。當時有個叫劉平的富室一向看不起劉備，不甘心受劉備管治，買通了一個剌客去行刺，劉備不知內情，熱情款待，剌客受到感動，不忍下手，於是將來意告訴劉備，作別而去。
劉備在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時所表現出的得人心、受尊敬的品格，在寄寓荊州期間進一步得到顯示。劉表與劉備，係漢室同宗。對於劉備的到來，劉表是真心歡迎的。劉備一到，他就增加其兵力，使之屯新野，在博望坡擊敗曹軍進攻。但後來荊州豪傑歸附劉備的日益增多，劉表起了疑心，暗中對劉備有所防備，不予重用。盡管如此，對劉備仍然十分敬重，待遇十分豐厚，而且一收留就是七年（從201年農曆九月到208年農曆八月），劉備對此是深為感激的。所以當曹操南下，劉琮背著劉備派人至新野（時劉備屯樊城）向曹操投降，劉備處境十分危急之時，他沒有乘劉表剛亡故、劉琮剛繼位即降曹這個機會，奪取荊州。當時劉備從樊城撤退經過襄陽時，諸葛亮勸劉備攻劉琮、得荊州，劉備說：“吾不忍也”。隻是停下馬來呼劉琮，劉琮嚇得低著頭連身子也站不起來。隨後，又去劉表墓地，拜辭哭別。另據裴鬆之在先主傳引《英雄記》、《魏書》、《漢魏春秋》載，劉表臨終時曾將荊州托付劉備，劉備沒有接受，其理由是：“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劉備強調“不忍”，主要是考慮一個信義問題。誠如劉備所說：“背信自濟，吾所不為。”盡管荊州對劉備來說已由諸葛亮定為爭霸圖強的首要目標，但他決不在違背信義的情況下圖齲這完全是由他的政治品格決定的。
劉備在荊州依附劉表期間，雖然無權無勢，但他的人品卻征服了荊州吏民。當他由樊城經襄陽向江陵撤走時，“（劉）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 比到當陽（今荊門市南郊），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裏。”左右勸劉備盡快前進，保有江陵，說現在相隨的人眾雖多，但能作戰的士兵少，如若曹操兵馬追來，怎麼擋得住？劉備說：“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他堅決跟十餘萬民眾一起走，盡管這樣做有可能被曹操追上，也決不遺棄百姓。與民眾休戚與共，緊要關頭更見真情，充分顯示出劉備的政治品格，這在古代政治家中是難能見到的。
作為一個政治家，在用人、處事上是否真誠、公正，是顯示其品格的重要方麵。從角逐爭雄的需要出發，劉備跟曹操、孫權一樣十分注意禮賢敬士，廣攬人才，這是他們的共同點；所不同的是，劉備在用人、待人上顯得尤為心誠、情真，君臣之間肝膽相照，相互信任，始終不渝，有一種同命運、共呼吸的真摯情誼。劉備與諸葛亮的關係，就是最典型的範例。
一方麵是寒冬時節三顧茅廬，屈駕延請，至誠至真；一方麵是自始至終赤膽相輔，“鞠躬盡力，死而後己”。
劉備寬仁有度，以信誠待人，在君臣關係方麵，要比曹操、孫權集團和諧得多。曹操、孫權都有猜忌多疑的毛病，連荀或、陸遜這樣的功臣也都因曹、孫的猜忌而憂鬱致病，不得善終，劉備方麵則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不論對前期跟隨他的人，還是在荊州跟隨他的人，入川後歸附他的人，劉備都量才使用，一視同仁，不存偏見，不講山頭，處事公正。劉備的政治品格特點，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理念的體現。孔、孟的政治主張強調“德治”，強調“仁政”，告誡統治者要“以德服人”，要用自己的人品、高尚的道德來影響臣民，征服百姓。劉備年少時雖然不愛讀書，但複雜的政治鬥爭實際使他深知遵循儒家政治思想理念對於角逐天下的重要性，十分注意自身品德人格的修養，樹立賢德之君的風範，以此來不斷地影響自己的屬下和臣子們。在他臨終時仍不忘留下遺詔告誡劉禪：“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而在他的一生當中，也將這一思想貫徹始終，因此也就成就了他一生的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