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後，才開始注重對人的感情和尊重的需要，重視人的價值。這已經比墨子晚了約二千多年了。
《論語·裏仁》中說：“君了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意思是說，君子對於“義”很明白並且看重，而小人對於“利”很明白並且看重。墨子的義利相統一的思想，是對孔子思想的揚棄，克服了君子隻講“義”不講“利”的虛偽性，在重視“義”的時間也強調“利”，使“義”、“利”二者從對立走向了和諧統一。墨子的義利相統一的思想，實質上是一種經濟倫理思想，這對於當代的管理實踐極富借鑒意義。管理者對下屬應該講究“義利統一”，不能隻空有口頭上的表彰與承諾；上司對下屬的嘉獎也應該將精神與物質兩者並重齊舉。
尚賢任能
墨子重視人力資源的數量和質量，其實這決定著一個組織的命運。一些發達國家及其企業重視賢能人才，不惜重金吸引與聘請賢人，為國家注入高附加值的人力資本，為經濟發展注入新的活力。 比如，在美國微軟公司，發現和選聘最優秀的人才是其首要任務。 比爾·蓋茨認為微軟公司的成功是“聘用了一批精明強幹的人。”其實，這不過是充分證實了墨子的尚賢思想的正確性與合理性罷了。
《尚賢上》雲：“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宮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
其意思是：所以古代聖賢帝王施政，安排位置給品德高尚的人，崇尚賢能的人，即使在農民、工匠或商人之中，有能力的就舉薦，給予其高爵位，重賜其厚俸祿，任用其以政事，斷定給其政令。並且說，爵位不較高，則百姓不敬重，俸祿不豐厚，則百姓不信任，政令不專斷，則百姓不畏懼。將此三者授予賢能人士，不是為了賞賜賢能，而是要其事業成功。所以在這時，按德行列位次，以官職為國家服務，按勞動績效確定獎賞，按照功勳分給俸祿。因此做官的不會經常富貴，而百姓也不會終身貧賤，有才能的就舉薦之，沒有能力的就撤下之，舉薦要講公義，回避私人恩怨。這就是墨子所說的意思。其實，墨子所說的“爵”、“令”、“祿”用當今之通俗語言講就是職、權、利三者，若要重用賢人，卻又不賜此三者，即使是再賢的人也是難以發揮作用的。
墨子還說：“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人尚賢者，政之本也。”（《尚賢上》）意即為官者得意時，賢士不可不舉用；不得意時，賢士不可不舉用；
崇尚賢人，是施政治理的根本所在。可見，墨子所崇尚的是精英開明治理。雖然儒家也主張選賢舉能，但他們的賢能範圍隻限於在位或不在位的君子，不包括‘小人’或‘野人’，而墨子則把賢能的範圍擴入到“賤人”階層。可見，墨子的選賢是沒有範圍限製的。墨子在論及選賢時還強調要做到三個注意點，即：“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尚賢中》）但是，如果管理者不肖，就應當“仰而廢之，費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這些對於當今人事管理也是很有借鑒意義的，用人時重裙帶關係，職務隻能升而不能降，腐敗現象比較嚴重，這些都是不正常的現象，隻有打破這些陳舊的思想，大膽地選拔任用賢能之人，才能促進經濟的健康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墨子對起用賢人還提出了任前試用、任上監督、任後評論製。其一，墨子強調“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這些都是“慎予官”的體現，其實就是任前的考察與試用；其二，《親上》篇雲：“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之下。”意思是說：君主必須要有敢於諫停的大臣，上司必須要有敢於提出反論的部下。《尚同上》雲：“聞喜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傍薦之。”意即：聽到好的與不好的，都要報告上司。上司有過錯就要規勸他，下麵有好的（人、事等）就要推薦之。如果任上不得力，或管理出現嚴重失誤，就應當“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其實，這是一種嚴格的任上監督製度。
墨子還強調因人之才、合理分工，以爭取效益的最大化。《節用中》雲：“凡天下群百工，輪、車、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耕柱》篇雲：“警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後牆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合理分工，各盡所能，將每個人都置於最適合的崗位工作，這樣才能使整體利益最大化。此外，《雜守》篇還說：“有讒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土，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土……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內之”，即“納之”。就是說，為了守城，應該容納所有這些人。這完全符合現代用人原則，即用最合適的人，而不是用最完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