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絕非危言聳聽，監獄的門內門外，你有心稍稍打聽一下，會有人主動向你訴說這樣的“典型事例”的。為弱者呼喚尊嚴，我們怕誰？怕過誰？但我們確實最怕的是那些連起碼的人性和人情都不講的公務人員與官員！黨一再提倡“執政為民”的理念，為的不就是希望那些應該為民執政的官員和公務人員們能夠履行起自己的職責，哪怕是出於人的基本同情心去關懷或關心一下那些脆弱無助的人們。但正如我在采訪梁雨潤時所看到一幕不該看到的場景時，我失望之餘更堅定地要為梁雨潤再寫一部書，寫一部《根本利益》的姐妹篇——仍然並非梁雨潤是個十全十美的人，仍然並非有哪個上級領導或者主管部門指令我去發現和挖掘某一先進典型。
是我覺得我們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有那麼多錯綜複雜的事要有人去處理、去處理好，是因為我們這有七千多萬中共黨員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一個有著龐大的幾千萬人組成的公務員隊伍的大國。為什麼有的問題本來很簡單卻沒有去管、沒有管好，最後成了沒法管的爛攤子！每年國家和各省市區開“兩會”或黨代會一類的重要會議時，成千上萬的群眾結伴上訪或者單個找領導的事已非新鮮，國家和政府為了保障這些重要會議的“勝利召開”，為確保不讓“刁民”們鬧事，所花費的人力物力可以是上百萬、上千萬哪！據說中央在北京召開一次重要會議期間，來自全國各地進行“穩定”工作的公安、信訪方麵的人員多達上萬人，他們吃住在各自的“駐京辦事處”或賓館，少則三五天，多則十幾天，所費不貲。其實，進京上訪的人大多是被逼得無路可走才上北京來的，現在的老百姓都知道：上北京能解決，北京的官比地方的官頂事。可不，老百姓遇上一些事情，找下麵的官員，找了一大圈，皮球踢了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幾年，最後還是沒人理會。無奈隻好背井離鄉到北京來，找京城的清官。這已經成為一種風氣。
為什麼有這樣的風氣？用老百姓的話說，那就是下麵的官員不辦事。不辦事還不要緊，有的地方的官員不僅不辦事，你找多了他，他一煩一怒，你就倒大黴。《為了弱者的尊嚴》裏所寫的那些百姓的事，其實本來在基層、在事發初期是完全可以解決或解決得好的，但該辦事的時候有人不給百姓認真辦，非到矛盾激化成不可收拾時，在北京和上級一道又一道“批示”、“責令”下才硬著頭皮去辦，而且即使去辦，在感情上對老百姓仍舊十分冷漠。一次次勉強的辦事態度與煮夾生飯的辦事方式，其結果不難想象，老百姓怨聲載道便是必然結果。怪誰？當然責任不在百姓！這樣社會能和諧嗎？不能。有一次在現場看梁雨潤處理一起群眾圍攻省委大院事件的情景，我很有感觸。那天有上百群眾，舉起白布寫的標語，他們希望同省領導對話，以解決他們的問題。與上訪人員人數相近的公安人員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員站在現場似乎束手無策，這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現場一片混亂。怎麼辦？折騰下去，一是沒個頭，二是影響不好。負責現場的公安局負責人和政府工作人員們很著急。後來，匆匆趕來的梁雨潤出現了，大家臉上頓時露出輕鬆的笑容，竊竊私語道：“老梁來了就好了！”
梁雨潤確實有辦法，隻見他三下兩下地就把現場原本態度強硬的鬧事群眾領走了。我當時就想：假如沒有梁雨潤怎麼辦？“假如沒有梁局長，那肯定鬧事的人還會多蹲上幾個小時，甚至可能是幾天，或者來了一次又一次……”
信訪局的一位處長十分肯定地告訴我。大量的現場與實地采訪證明了這位處長的話。假如梁雨潤這一天因事沒能到現場，事情會鬧到什麼程度？這是我心頭多次設想的事。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離開了誰，地球還照常會轉動。但現實生活中也確實大量存在著這樣的情況：那些原本對政府和國家工作人員深懷信任的群眾，因為一些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懇求組織和政府幫助解決，但就是跑斷了腿、磨破了嘴、磕青了頭，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一拖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幾年、幾十年！這些需要幫助的群眾，本來對政府、對某個部門或工作人員並沒有多少意見，結果因為吃盡了千辛萬苦，受夠了冷落和歧視，甚至是無情的報複與殘酷的打擊，最後走向了仇視社會的極端。這樣的事並不少。而從這個意義講，沒有梁雨潤這樣的人，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社會，就會變得很不和諧，各種矛盾越聚越多，最後結果是，一些原本簡單的事情成了永遠解不開的死結，平平常常的矛盾激化成“有你無我、有我無你”的嚴重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