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信芝歎道：“要是有個張區長保我們就好了。”
來福搖頭道：“張區長就是因為不主張辦公共食堂，叫去縣裏辦學習班了。我們一家千萬不要在公共食堂問題上鬧出亂子。再說，挨餓的發浮腫病的全村裏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那麼多人，也不是光我袁家吃苦。”
妻子說：“當初辦公共食堂，個個歡天喜地，哼著歌子扭著秧歌進食堂，現在大家都麵黃肌瘦，愁眉苦臉，好像人人都服了老鼠藥。”
來福說：“如果現在宣布食堂明天改三頓幹飯，大家照樣吃飯前扭秧歌。”
其實，來福所以能堅持，和平不患水腫病，全靠平時來補衣服的煤礦工人支持點糧票，去換幾斤糕餅放家裏充饑，真是不幸中之萬幸。
公共食堂果然如信子所說一樣——兔子尾巴長不了。一九六○年，全縣食堂都陸續解散，千家萬戶又像往常一樣恢複了家庭這一社會細胞，盡管仍然吃米糠咽野菜，但畢竟不像公共食堂一人主事，無論如何多了一份天倫之樂。
信子歎了一口氣，感慨地說：“不知怎麼的，我好像從另外一個世界回來了。”
來福說：“毛主席是希望我們一步登天，敲鑼打鼓進入共產主義。”
信子說：“我就不明白，明明水稻沒有收成，報紙為什麼胡吹各地放高產衛星，把毛主席騙了。”
一九五八年全國農村放大豐收衛星的問題，一九五八年冬全國農村實行公社化食堂化，“放開肚皮吃，三餐幹飯不要錢”等問題，到底是誰騙誰？沒有人說得清楚，也不會有誰把它說清楚。但有一個問題誰也不能否認的：即全國農村有幾千萬人得了浮腫病和黃疸病，至於有多少人，恐怕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今天回顧這一段曆史，十足十的荒謬，除了過來人，誰也不會相信這樣的事會在有幾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出現。
公社食堂斷炊停辦了，黨中央出台了農村政策六十條，糾正“左”的錯誤，以家庭為單位的大社會，又開始了正常運作，“六十條”也救了來福家，他推雞公車又綁上滿滿四筐煤炭，在泥土公路上唧唧喳喳唱歌哩！
一九六三年，毛主席提出一個著名論斷：“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階段，在這個曆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段、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他說，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中央開會前，廣東本來帶去清遠洲心公社承包責任製即包產到戶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的材料，一看風頭不對，省委書記陶鑄立即叫秀才日夜兼程重寫一分狠抓階級鬥爭的材料。毛主席重提階級鬥爭的重要指示傳到農村，一查便查到袁來福長期棄農從副，幸好支部書記原來是民辦教師，比較注重政策。他提出既往不咎，以後運輸收入按七三分成，生產隊占七，來福占三，生產隊按強勞力標準記工分。袁來福大呼傷皮剜肉，上級則批評支部書記溫情主義，思想右傾。
這是經濟上的重大損失，支部書記雖然舌尖嘴利，談到問題嚴重性時也齜牙咧嘴。
“走資本主義道路你說嚴重不嚴重？群眾痛恨不痛恨？這樣下去，允許不允許？”這話至此為止，他不會再繼續往上說，“這就是資本主義複辟，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這就是支部書記掌握的分寸。
其實，支部書記也反對無限上綱，誇大事實。看了不少書的教書先生，他決不隨聲附和，認為社員多養幾隻雞，在自留地田坎上種幾棵果樹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同樣，袁來福推雞公車運煤炭，起早、摸黑；出力、流汗，怎麼就是資本主義複辟？但上級指示了黨支部會上批評了，他隻能妥協，甚至屈服。來福個人運輸三七開，個人占三集體占七，再由生產隊按強勞力定額補工分。明眼人一看，這件事情處理得很不徹底，既然定性為資本主義，就應該使它上吐下瀉，傾家蕩產，絕對不能三七開。可惜來福不能心領神會，尤其是信子和和平，一氣之下居然要砸碎那架才置不久的雞公車。來福以軀體護車，連連搖手說：“不能不能，留得青山在，不愁無柴燒。我們也要體諒支部書記的難處。”橫說豎勸，那輛雞公車總算沒砸碎。袁來福依然一車四筐煤，一天兩趟，推著車子唧唧喳喳呻吟不停。
從“大四清”到“文化大革命”，袁來福都是揪鬥對象，罪狀是棄農就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典型。但當時鬥爭的鋒芒主要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袁來福算什麼東西，推雞公車運煤的個體戶罷了。運動開始時，他居然和大隊、公社、縣委權傾一時的人物站在一起，站在台上陪鬥。袁來福不但沒有羞辱感，反而感到有幾分光榮。每次站在台上陪鬥的時候，總有群眾指手畫腳，指著袁來福驚訝地說：“那不是成天推雞公車的袁老頭嗎？他怎麼有資格和當權派站在一起？”也有人說：“有沒有搞錯？推雞公車的人和當權派同台批鬥，不是提高了袁老頭的身份？”
有一次，一位副縣長在上台批鬥時問袁來福：“怎麼也記不起你在縣裏或公社擔任什麼職務？我怎麼不認得？”
袁來福要笑不敢笑，回答道：“我哪有福氣當幹部，我是推雞公車運煤的苦力！”
“呸！”還沒聽來福說完，他就吐口水，“什麼無產階級革命派？一籮筐魚蝦田螺都分不清。你和當權派拉得上綱嗎？有什麼資格和我們站在一起？”
這話很傷害袁來福的自尊心。他頂了那位官員一句：“官大官小，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性質都是一樣的。”說得那位副縣長低頭不語。
雖然是上台陪鬥，並非鬥爭鋒芒指向，但卻是一個信號。紅衛兵的打砸搶燒令袁來福不寒而栗。那些被打砸搶的對象，大都是權傾一時的當權派。所有書籍文稿，字畫文物，全都當封、資、修的貨色被投入熊熊大火中，燒成灰燼。連鳳凰單車的商標也一輛一輛被挖出來，祖宗牌被鋸成尿桶底，袁來福的雞公車也拿去公社資本主義複辟展覽會曝光。以後展品多了，小車也被投進大火。這是陪伴了來福二十多年的夥伴。“小車不倒隻管推”，現在，小車被投入火海，過去，吃、喝、拉、撒全靠它，現在小車燒了，這是勞動工具啊，他還有什麼依靠？
還是造反派厲害，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袁來福終於被列上清理的“光榮榜”。不久，又列為深挖對象。對敵鬥爭領導小組辦公室收到一份關於袁來福列為深挖對象的情況報告：
一、經查實，袁來福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在北伐戰死後，其妻改嫁，袁來福隨母入屋。
二、袁來福很可能參加蔣介石的青年軍，成為蔣介石的弟子兵。
三、袁來福到東北後如何脫離軍隊？當時東北戰事非常吃緊，沒有特殊原因是不可能獲得批準脫離軍隊的。
四、袁來福之妻古信芝，曾住在沈陽某街某號，外調材料證明是臨時遷來的，四鄰不識此人。
五、其子袁和平，從外貌到性格都不像父母，同時亦無醫院的出生證明。
六、據東北籍的解放軍支左部隊某同誌接觸，發現古信芝說話的發音不是東北沈陽口音，倒有幾分日本口音。
七、……
八、……
九、……
十、……
對敵鬥爭領導小組組長張正，立即用紅筆指示：同意列為深挖對象，除須嚴密監控外，口供要嚴格保密。
三天之後，袁來福被帶到審訊室。這是一間陰森森的小廳，一進門有一副白紙橫聯：
“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再進去又一橫聯：
“抗拒從嚴。”
這和他平時看到的不一樣：“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缺了前麵四個字。
他被允許坐在一隻四四方方的小板凳上。正麵坐著三個人，無疑是審訊官。旁邊兩個年輕人，手執鋼筆，埋頭翻開簇新的筆記本。無疑是書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