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讀小學的時候，袁和平就對曆史課興趣特濃。後來上了中學，爆發了文化大革命，老師都被打成了大大小小的反動學術權威，全都剃了陰陽頭，打進了牛棚裏麵思過反省。學生則進行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大串連活動，帶一套換洗衣服，擠上比沙丁魚還擠還悶的火車，免費上東北、下西南。火車開到哪裏算哪裏，隊伍到了哪裏吃到哪裏。不用帶糧票，也不用打家劫舍，到處都有紅衛兵接待站，飯菜不比豬食好多少。北方的冷饅頭酸菜，南方的黴米飯燜地瓜或南瓜，都是紅衛兵接待站的主食。反正是不花糧票不花錢，能填飽肚子算數。至於那些貧困地區的中學生，許多家裏還吃糠咽菜，紅衛兵接待站的飯菜對這些農家子弟來說，恐怕稱得上美餐了。
北上南下的串連隊伍大部分衣冠不整，甚至衣衫襤褸。長時間的擠車和不洗澡，他們身上生虱子了，並且散發出一股難聞的臭氣。這情景使人想起當年為了回避戰亂舉家南遷的客家人。喜歡閱讀曆史書的袁和平，常常遙想當年客家族南遷的壯觀景象。
並非中國血統，但喝韓江水長大的袁和平，對客家人的淵源和生存環境，興致十分濃烈。客家的山，客家的水，客家的圍龍屋，都和客家人的生存狀態有牽扯不清的情絲。客家的山除幾座有名的山峰外，在袁和平眼裏，那是母親飽藏乳汁的乳房。客家婦女的偉大為世人矚目，那連綿起伏的山巒和廣袤的大地，就是躺臥在蒼天之下的母親。客家的河水，水源至清，河水渾濁，她是中華母親河——黃河在中國南方的縮影，它也滋潤粵東大地，但它怒吼澎湃時也像江洋大盜一樣把百姓生命財產席卷得一幹二淨。有人說客家人住的圍龍屋是打仗時的堡壘，可客家人一千多年來都不“內戰”，“君子動口不動手”，這句話是專給客家人的。隻有這次“文革”是例外，天地兩派本是同根兄弟，至親骨肉，不知如何卻一夜反目為仇？你罵我反黨，我罵你反動，雙方兵戎相見，最後是勝者為王，敗者為寇。久負盛名的文化之鄉，竟然充滿血腥，槍斃、活埋、沉屍，人活著不如一條狗。別說年輕不諳事的袁和平，就是那位充滿血性的師政委，驅車趕到現場看到掌權一派的大隊一夜就殺了十一個人，不由得浩歎：天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落實政策的時候，政委向組織要求：“我帶一個工作組到這個大隊落實政策。”一個星期後，他到公社聽彙報，一比較，自己負責的地方“亂打亂殺”的情況還排不上對，又不免萬分感慨：客家人南遷至今，從東晉南北朝算起已有一千多年，客家人何曾有過這屍積如山血流成河的痛心事？
誰都不會忘掉，誰都不願回顧這段痛心的往事。即使是偉大的曆史學家，對這段曆史也難以解讀。
“文革”時期大串連，袁和平因為是偽軍職人員之子，是個狗崽子，沒有上京串連的資格。他就串連了幾位比較知心的同學對客家民風民俗進行田野調查。平整土地時挖掘了墓葬，出土了一批漢磚，群眾用來砌豬圈，袁和平立即向市、省博物館反映，他自己也揀了兩塊收藏。袁和平從出土的古漢墓中，知道秦建製後第一批南遷的客家人已使用相當先進的建築材料，他還在閩粵贛三省交界處發現宋代一個製陶瓷的官窯遺址，從群眾家裏找到幾件當年官窯生產的古陶瓷。
終於，災禍降臨。
那一天，清嘉慶年間舉人，嘉應才子宋湘，清末改革派詩人、外交家活動家黃遵憲，國民黨陸軍中將劉誌陸將軍三個的古墓同時被挖。他們的罪名是反動文人和反動軍人。其實，宋湘一生並不得誌，他在官場中的鼎盛時期是任湖北糧道，按現在的官銜也不過“糧食廳長”。他是嘉應有名的風流才子，畢生懷才不遇。四十多歲殿士中榜，排第二甲第十一名進士。這時他已四十三歲，說不上“大器晚成”。但他的詩文書法卻一直受到當時和後人的高度評價，現在，宋湘一幅真跡已價值十萬元人民幣。對於宋湘，我們不敢說他淡泊功名，但一生坎坷，命運多蹇，死後也兩袖清風，挖宋湘的墓，目的大家明白。黃遵憲是個外交官，在日本任公使時，曾寫過《日本國誌》和《日本雜事詩》，一個大使可以寫這個國家的國誌，可以說是個有學問的有心人了。黃遵憲不僅是詩壇上的改革派，政治上他也和康有為、譚嗣同同黨。據說，梁啟超任當時上海時務報的主編就是黃遵憲推薦的。戊戌政變失敗後，他回到家鄉，舉辦學院，培養人才，著有《人境廬詩草》。從現在人境廬的居住條件看，黃遵憲頤養天年的屋宇實在寒磣，可見他晚年境況也是兩袖清風。做過幾任大使的黃遵憲，晚年絕對沒有金條元寶給子孫。但他的墓也被挖了。挖墓者可能也大為失望，幹脆把墓碑也挖了掀在地上。我們的主人公因為讀了曆史書，知道黃遵憲老先生是愛國詩人，便邀了幾位好同學，把掀在地上的墓碑抬到博物館。墓堂內除了碑石和墓邊暴曬的骸骨外，空無一物。政治上，顯然是在“鞭屍”；經濟上，可以說是盜墓。因為黃遵憲的任何陪葬品，被揀走的都是值錢的很有價值的文物，現在除去墓碑和骸骨，一切都蕩然無存。前清進士宋湘（芷灣）公之墓，連骸骨也化為泥土，但它的陪葬品應該是價值更高的文物，因而掃蕩得更加徹底。從紅衛兵掃蕩“四舊”去挖宋湘、黃遵憲的墳墓，那不可告人的目的是躲不過群眾雪亮的眼睛。
沒有發現死者的陪葬品，袁和平十分失望。按袁和平的想法，黃氏仕途多蹇，晚年困守庭院，辦學寫作，不可能有什麼珠寶黃金，但總有他心愛的文物陪葬。這些陪葬的文物，當時也值不了幾個錢，但對研究晚清的曆史文化，研究黃遵憲畢生的事業和文學生涯，顯然是十分重要的材料。
“什麼都沒有了，現在隻剩下一塊殘碑！”袁和平攤開雙手，懊喪地說。
同學們問他：“按客家人的風俗，眼鏡、私章、掛珠，總是隨死人陪葬的。掛珠他們可以拿去，難道眼鏡、私章他們也不放過嗎？”
“眼鏡是不是值錢我不知道，但那私章肯定是珍貴之物。你可以想一想，當過外交官的黃遵憲，又是清末著名文人，他的圖章應該有多少篆刻家為他刻章？肯定，那是重要文物。還有他的未竟文稿，和他的重要著述、重要信函，估計都做了陪葬，那都是萬金難買的重要文物。”
同學們說：“那些陪葬，又不是珠寶，能值幾個錢？挖墓的人不會看得那麼重。”
“我們不管這些了，反正，除了墳墓裏一塊大致完整的碑石，我們什麼也沒有發現。”袁和平說話時，雙手已抓碑石，對夥伴說，“夥計們，把這碑石抬回市裏的博物館，讓後人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