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終於建交。日本的親人，正在尋找日本投降時期的大野信子和大野幸之助。
這位在日本東京的親人——大野次郎，和信子一樣，也是一位反戰分子，現在是日本某株式會社的董事長。具體說，是一位電器集團的老板。
大野次郎通過日本大使館——這份尋親文件由日本外交大臣簽發到日本大使館，轉到周恩來總理辦公案頭上。強似電腦記憶的周恩來總理，立即閃現A城深挖日本間諜的報告。周恩來批閱時，不但不生氣，反而笑了。他把秘書叫來，把報告拿在手裏揚了揚：“來自A城的深挖報告，說挖出了深埋二十多年的日本間諜。什麼叫間諜，他們糊塗了。敵人愈來愈多，自己不是愈來愈孤立了嗎？”他吩咐秘書說，“中日建交的日期越來越近了。中日一建交，說不定第一批第二批尋找名單就有他們呢！”
果然沒出周恩來所料，尋找信子和大野的名單，是日本外相親自批示日本駐北京大使館，鄭重其事表明，尋找的人非同小可。好就好在A城革委會保衛組令行禁止，停止批鬥，解除監管，恢複名譽。保衛組派人以便衣身份保障深挖對象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
不要小看A城保衛組的深挖“戰果”，也不要小看公路邊木板棚裏推雞公車的三口之家，他們的命運竟驚動了泱泱大國的總理。因此，可以說是中國總理及時解救了他們。可惜，被解救的日本公民至今仍未必知道，他們的救命恩人周恩來。
原來，他們決定信子和大野同時返回日本。後來，信子和大野都放心不下袁來福救命和養育之恩。中國外交部倒很豁達，批準袁來福移居日本。但袁來福任誰來勸說都不願意，他說：“我也不阻攔你們去日本尋親，日本是你們的祖國，但中國卻是我的祖國。”
有人勸袁來福：“傻貨，中國半個世紀給了你袁來福什麼？”
袁來福說：“確實，我家徒四壁，穀甕裏的糧食還不夠一年喂鼠。但中國給了我一顆灼熱的良心。”
大野說：“爸爸，到日本後，我要叔叔給你買汽車。你還舍不得那架唧唧喳喳的雞公車嗎？”
袁來福說：“孩子，我稀罕那汽車嗎？就是飛機又怎麼樣？年輕時我唱過一首歌：先有綠葉後有花，先愛祖國後愛她。除了祖國，我什麼也不要。”語言斬釘截鐵，心裏那扇門砰一聲關閉了。
大野對母親說：“母親，你和父親生活了半輩子，還不明白他的為人嗎？”
信子說：“孩子，你要我怎麼樣？”話還沒說完，兩滴眼淚已奪眶而出，落到自己腮幫上。她又添了一句，“這幾天，我心都碎了。”
大野說：“我想了一個辦法，母親願不願意聽？”
信子說：“火都燒到眉毛了，你還跟我玩捉迷藏。”
大野說：“母親，我是說正經事呢！想來也是，父親對祖國感情重。再說，年紀也大了，出遠門有不便的地方。我想，我們中留下一個照顧他，這不兩全其美？”
信子說：“我也有同樣的想法。養育之恩、救命之恩，海枯石爛，無以回報，更何況他一生推雞公車換來的血汗錢養育全家。我們倆一撒手，跑去日本，這個家不散了嗎？”
大野說：“我留下來侍奉父親。”
信子說：“我留下來侍奉丈夫。”
大野執拗地說：“我留下。”
信子堅持說：“我留下。”
這時候，袁來福進來了。他聽到了母子剛才的爭論，十分感動：“你們不用爭了，你們兩個都回日本去。特別是和平。你的血統在日本，家庭在日本，親人在日本。年紀輕輕的人，多少人往外國跑，無親無故的人說謊都要說有親戚朋友在海外，或探親，或留學，或大言不慚說去繼承遺產，舍命都要往富裕的國家跑。你名正言順，連護照大使館都幫你辦好了，留在我麵前就是孝了？我不喜歡，也不承認這樣的孝子。打倒‘四人幫’後，共產黨又開了會，把鄧大人又請出來，到處搞改革開放，國泰民安，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屋。風雨飄搖，磕磕絆絆都熬過來了，你們還對我放心不下？”
信子不高興地說：“老頭子，你是不是感到我活得多餘？把你撇在一邊，你是不是覺得日本人是這樣不講道德，沒有情義良心的嗎？”
袁來福苦笑一下，便辯解說：“這你又誤會了。你怎麼一下又扯到我對日本民族的看法呢？我隻是說，你們好不容易有親人相認，好不容易可以回祖國，中日終於建交，化幹戈為玉帛，這機會多難得啊！祖國，祖國，這涵義多豐富！多莊嚴，多神聖！褻瀆她就是褻瀆神，對嗎？千萬不要把我當做你們回國的包袱。”
信子說：“難道你對我和大野一點也不留戀？好像我們這個家是旅館、客棧？所謂家庭就是拚湊起來的？”
袁來福又苦笑了：“信子，患難夫妻有什麼標準呢？大概我們患難的程度夠得上了。我原來也沒有思想準備，總以為以後可以共享太平日子的天倫之樂。沒想到‘文革’清理階級隊伍，深挖一小撮階級敵人倒成全了你回國共敘天倫之樂。我當然舍不得患難夫妻，但能自私嗎？”
袁來福一家，麵臨一個多麼嚴峻的問題啊！最後，母子決定：母親暫時留下，把信子的護照延長五年。
袁和平對回日本很高興，也很輕鬆。“文革”時的患難兄弟，包括抬碑石的幾條好漢，集中到大野二十平方米的木板屋裏。信子宰了一隻鵝、兩隻雞、兩隻鴨，把過年留下的黃酒全都倒出來，吃得那些年輕人又飽又醉。戰後的日本，國家富裕，科學先進，已經成為發達國家，雖然有叫囂要複活日本軍國主義的右翼分子，但受到創傷吃過戰爭苦頭的廣大日本人民都熱愛和平，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複活，使日本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知道袁和平即將回國，至少是能到國外看世界，同學們雀躍高興，他們祝福自己多年的夥伴回國後有所作為，出人頭地。
“夥計，你們也別把我回國的事想得很美妙。”袁和平捧一碗紅酒，對大家說，“今天是一醉方休，不醉不散。可惜我母親不讓喝白酒，連石灣米酒都不讓喝。”
有同學不同意，搖頭說：“日本富得很，搞市場戰，連老美都懼怕三分。亞洲，就數日本經濟可以與歐美攀比。”
袁和平說：“這些都是事實，但我是以一種無比複雜的心情看日本的。美國人在廣島、長崎投放了原子彈。原子彈的滋味，隻有日本嚐試過。再打下去，美國人肯定再扔幾顆原子彈。這樣，日本不但亡國而且可能滅種。所以，日本天皇降旨無條件投降了。但許多軍人還是以自殺方式效忠天皇，我父親就是在全家圍觀下用軍刀剖腹自殺。之後，母親、祖母，經不起打擊和折磨，也接二連三自殺。他們絕滅人性，把我和未婚嫁的姑媽都拋到這恐怖的人世。之後，姑媽也準備自殺，是一名滿懷人道的中國軍醫把姑媽從黃泉路上拉回來。他就是我現在的父親袁來福。誰料，這種人道精神為軍紀所不容，他被國民黨軍隊開除了。之後，父親帶著姑媽和我經東北、河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江西，輾轉流離回到父親的家鄉，就靠父親推雞公車消耗體力和生命養活一家三口。我在中國沈陽出生，在中國粵東的韓江長大。說老實話，日本對我很抽象，但中國對我卻是再具體不過了！”
同學老甲有意打破這窒息的氣氛，便說：“可惜我們都是‘文革’受害者，沒有文化。和平，我們這一夥學生中，就數你沒把書燒了，多認識幾個字。要不，有個作家記者什麼的，把你這經曆寫出來，不就是一部電影或小說嗎？”
袁和平說：“話別扯得太遠，我一走，心裏丟不下這個老父親，你們有時間，或一年，或半年，來看望看望他老人家。我心裏就感激不盡。”他拱手向周圍的同學表示，“夥計們拜托了！”
同學老甲說：“十年‘文革’，我們都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朋友。那年你動員我們去把被人挖墓的碑石抬回博物館，受到紅衛兵的圍攻，打語錄仗打了大半天。大辯論完了肚子空空，跑到紅衛兵接待站吃黴米飯。我們懂得什麼屁文物？還不是你一聲召喚就把碑石抬下來。到現在，那塊碑石還在博物館旁邊的梧桐樹下躺著，也沒聽有誰過問一聲。”
袁和平又捧起酒碗，向四鄰兜了一圈，激動地說：“俗話說，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何況我這個國民黨青年軍的狗崽子，沒有在座的各位扶持，我怕連活著的勇氣都不足——感謝諸位，幹杯！”
同學們都說：“你這話題扳歪了，這不是道中人的話，說好聽是親密戰友，說不好聽是沙煲兄弟。你這一說，不把自己當成日本仔嗎？”說得大家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