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旼當年一匹夫，
不操三尺製頑愚；
片言能使眾人服，
萬代江山與姓俱。
把程旼視為“一匹夫”，多有貶義，或者是南遷後積累的財物花得差不多了，當地土著沒有殺他的腦袋已算是幸運，做官的事恐怕提出來不妙。早就摘掉烏紗帽，人走茶涼，客居南蠻，家人如驚弓之鳥，誰也不希望這位老爹爹重返仕途。但奇怪的是，程旼住過的地方，江曰程江，源曰程源，縣曰程鄉縣，連縣衙前麵一條街，名曰義化路。此位老先生有什麼大賢大德？今人不詳，但當地人未必那樣不講原則，把江山都以程氏冠名。令人百思不解的是這位功績顯赫的客家民係開山祖師程旼先生後裔，經公元五世紀到二十世紀一千多年，他留在客都梅縣的嫡係子孫大概隻有兩百戶。好在現在各地編寫族譜成風，查閱程建民先生最近編寫的程氏族譜，我才頓有所悟，知道程旼子孫有的北遷，有的南渡，他們成為一支遷徙民係，遷徙不止。小說如想沿著程旼的足跡寫下去顯然不妙，小說也不具備這樣的功能。對於中國漫長的曆史長河，我常常望而卻步，瞪眼興歎。曆史，在正統的士大夫眼中是神聖的殿堂，但有的作家卻視為娼婦。我對此二說皆不敢苟同，其實，曆史也常常在神聖殿堂開玩笑，而且滑稽至極。至於婊子妓女一說，則未免對這莊嚴的字眼有一種褻瀆，令對曆史門下的虔誠信徒無法接受。我想，曆史是客觀存在的，又是由曆代君王搜羅文人墨客編寫的。寫曆史的人，總在編織美麗的神話，近期一幅油畫足以證明：那幅畫本來應該是毛澤東和朱德會師井岡山，但畫家卻把朱德總司令改為林彪。在井岡山會師時，“林副統帥”還是個連長。如果不敢把曆史喻為婊子，我看把這種篡改視為“強奸”並不過分。公正寫曆史的史學家也不是沒有，魯迅就把司馬遷的《史記》喻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大家都認同魯迅先生這一高度評價，從沒聽人說過魯迅在給司馬遷“擦鞋”。須知，司馬遷是受過宮刑的囚徒，這是封建社會最殘酷最侮辱人格的刑罰，誰也不用向這樣的文人討好。但是，我又想，倘使這位太史公不受宮刑而成為權傾一時的公卿重臣後再叫他編纂史書，他筆下的曆史會不會以另一種麵目出現？難說。
作為炎黃子孫，我們都以中華五千年的曆史而驕傲，客家族隻是漢族一個民係，它具有漢民族的輝煌，也同樣具有漢民族的醜陋和劣跡。自從南遷以後，他們給“蠻夷之邦”的南遷目的地，帶來北方的文明和科學，從此結束了刀耕火種的農業生產，他們靠通婚、聯親、語言交流、科學文明等一係列活動，互相認同，求同存異，組成了一個新的共同體，新的民係。不管怎樣，其根依然在北方，在中原。當然，經過遷徙的客家人，又有異於河流流域民族，他們總是帶有遷徙民族的特點，開拓，開拓，不斷擴大他們的生存空間，而且永無休止。“圍龍屋”隻是客家人的宅居特點，隻是客家人的“城徽”和象征。留在圍龍屋的人，和睦與“窩裏鬥”近乎參半，但溜出圍龍屋的，不少都是叮當響的好兒男。無休止的開拓又把他們鍛煉成能經受酷暑寒冬剝蝕的岩石雕像。無論他們在崢嶸歲月如何艱難，受到的政治待遇如何不公正，他們的心都緊緊維係甚至魂牽夢繞自己的家園和祖國。這就是為什麼我總是把更多場景和任務設置在圍龍屋外，而且寫的都是大寫的客家人。作為一個小說家，我甘心情願接受曆史學家的杖責與拷問。
感謝花城出版社的劉欽偉先生，他幾乎在我的稿件剛打印完就搶先拿去審讀。
我很慶幸貴人登門，在一九九七年這個難忘的年份和複雜的多事之秋，依然有耕耘也有收獲。
作者
於一九九七年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