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的花甲之年，廣東作協決定編輯一套叢書，就這一個花甲，對廣東的文學創作做一個總結，我有幸被列入關注之列。就我來說，我的花甲是在十七年前，新中國成立時，我已是文學青年，除了很積極地參與了當時的諸如土改和清匪反霸等各項政治運動，工作之餘還熱衷於詩歌和戲曲的創作，隨後不久被大學錄取，學習中文，與文學創作有了更深層次的親密接觸。於是，可以說我是以自身的參與和廣東的文學創作一道走過了整整一個花甲的風風雨雨。對於我這樣的老人，編委們在確定究竟選我哪本書收入此套叢書時，是經過認真考慮的。編委們認為應該選長篇小說《神仙·老虎·狗》，因為此書當年曾是第四屆茅盾文學獎的入圍作品，而這在當時，則是廣東文學創作在全國所得到的最高榮譽，因為那時還尚無獲得此殊榮者。據說隻差一兩票，與獎項失之交臂。雖說有些遺憾，卻也感到高興。
很自然，編委們的看法是正確的，因為他們的眼光關注的是廣東文學創作的整體，而我著眼於的則是我個人。於是，就個人的偏愛，我也覺得入選《神仙·老虎·狗》是合適的，那確實是我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但作為年歲已大的我，在葉落歸根的情緒日益濃厚的情形下，便覺得入選長篇小說《圍龍》更合適，因為此小說傾注了我一生對客家民係的深情，而盡最大可能去描繪客家人的生活，通過人物與故事去揭示客家人的精神內核，又是我畢生的努力。不是說唯獨就這部小說在這方麵做得最好，而是出版後在客家人群中的反響，超過了我於此之前的任何一部，因為我就客家人的南遷、客家人的精神內核作了最集中的挖掘與表現。
何況《圍龍》出版後，同樣受到了各方麵的關注與好評，並獲得了“廣東省第五屆魯迅文學獎”。花城出版社第一次印刷一萬本，不到一年就售罄，有一段時間，我還苦於應付朋友的索要。此書出版後因此而衍生出報紙連載，連載過後改編電視劇，以及因改編電視劇而創作的長篇小說《大遷徙》，著實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搞得幾乎滿城風雨。尤其是我在《圍龍》的研討會上，曾口出狂言：“一百年內，寫客家人，沒人能寫得過我。”引得波瀾迭起。報紙媒體的批判也頗為嚴厲。其實，我這話是在上世紀末講的，也就是二十世紀的尾聲，一個世紀的一百年時間快結束了，既然快結束了，有了這樣一個前提，而且因為《圍龍》的討論，大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熱衷於聚在一塊討論寫客家人的小說，更何況世紀末的情緒隨著一個世紀的臨近，變得無以複加的濃烈。有這樣一個前提與背景，我第一次打著以客家人寫客家人的創作旗號，搞出了那麼大的陣勢，並為此而搖旗呐喊，因此招惹來一些非議，也是純屬正常的。隻是我現在仍要厚著臉皮來重複我曾經說過的話，畢竟上個世紀已經成為了曆史，而我已是跨世紀的老人，讓跨世紀的老人就此作一番評論，同樣純屬正常，至少在反駁我的人裏麵，就鮮有我這樣經曆的人，正如在廣東文學圈子裏像我這樣經曆共和國風風雨雨的人，已經少之又少了，何況我還很直接參與了共和國各項運動，其體驗，是沒親身經曆的人無法想象的。正因為我是以我的經曆來作那一番表述，當然自有我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