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僅對自家的貓然。對自然界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先生都寄予了深切的關注。家門前幽徑上一棵僅剩的古藤蘿，卻被人砍斷樹幹。這並不會對一般人有稍許觸動的景象，卻足以使先生傷懷，他仿佛聽到古藤細如蚊蠅的悲泣聲，他慨歎汲汲於功利的世人無心來關懷一棵古藤的生死。先生由小動物、小花草惹起的萬斛閑愁，一棵古藤的滅亡在心靈中引起的痛苦，才是宇宙間的一種“大悲憫”。
真實和真情，形成了季先生散文創作不同於他人的獨特風格，即將思想內容與藝術手法親密無隙地結合在一起，很難將兩者單獨抽取出來條分縷析。換句話說，至真的內容本身就是藝術手段，至淡的語言恰恰表現出至醇的思想。這是一種大象無形、大音希聲。“我無法同絲瓜對話，這是一個沉默的奇跡。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繩子，綠葉上照舊濃翠撲人眉宇。我站在絲瓜下麵，陷入夢幻。而絲瓜則似乎心中有數，無言靜觀，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仿佛含笑麵對秋陽。”“現在卻是悲歡難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複。我走上了每天必登臨幾次的小山，我問蒼鬆，蒼鬆不語；我問翠柏，翠柏不語。我問三十多年來親眼目睹我這些悲歡離合的二月蘭，它也沉默不語，兀自萬朵怒放，笑對春風，紫氣直衝霄漢。”“連日來，天氣突然變寒，好像是一下子從夏天轉入秋天。池塘裏的荷葉雖然仍然是綠油一片，但是看來變成殘荷之日也不會太遠了。再過一兩個月，池水一結冰，連殘荷也將消逝得無影無蹤。那時荷花大概會在冰下冬眠，做著春天的夢。它們的夢一定能夠圓的。‘既然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在這樣的描寫裏，你能割裂開哪是寫景哪是抒情，哪是藝術哪是思想嗎？
如果說，散文創作也有“本色派”和“技巧派”之分的話，那麼，季先生無疑是屬於“本色派”的。學殖和道德的深厚，使得他已無需去琢磨如何立論，又用怎樣的手法來支撐論點、架構篇章。他隻是以手寫心，筆隨意行，恰如他門前的一塘清荷，自然天成，香溢四方。
在季先生散文風格形成的過程中，道德修養的作用無疑是巨大的。這種道德修養首先是一種獨立的人格。在《懷念喬木》一文中，季先生寫道：“我最討厭人擺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愛擺。這是一種極端的低級趣味的表現。我的政策是：先禮後兵。不管你是多麼大的官，初見麵時，我總是彬彬有禮。如果你對我稍擺官譜，從此我就不再理你。”有了這樣一種無欲則剛的人格，所以，當胡喬木有次約他談時局時，他才敢於直言：“青年學生是愛國的，在上者和年長者惟一正確的態度是理解與愛護，誘導與教育。個別人過激的言行可以置之不理。”這種道德修養其次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品格。在寫《還胡適以本來麵目》時，對胡適原已很熟悉的先生，硬是推掉案頭的工作，把胡適的著作重讀了一遍，才得出屬於自己的結論。為的就是堅守“對人，對事，都要實事求是”的起碼準則。在讀到他關於中國文學史必須重寫的言論時，我想起我的導師王氣中先生多次對我說過，中國的文學史必須重寫，以朝代和政治氣候的變化、而不是以文學自身的發展變化來劃分文學史的做法決不可取。實事求是，這就是前輩們信守的做人、做學問的準則。這種準則體現在他們的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中，便成就了一種本真，一種令正爭名於朝、爭利於世的當代人無法企及的至真至情。
在《清塘荷韻》一文中，季先生寫道，周一良先生把季先生門前亭亭的荷葉命名為“季荷”。季先生不禁自問：“難道我這個人將以荷而傳嗎？”我相信是這樣的，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不正是季先生散文的風格麼？不正是季先生作為君子的品格麼？
托馬斯之死：媚俗的勝利
——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十多年前，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就已經擺在了我的案前，但閱世不深的我尚無法帶著生活經驗去體味那好似晦澀的文字中延展的思想流程。今天，年過不惑的我已能靜下心來咀嚼這本書的每一個字詞，但我仍然不敢說自己全然了解了這部小說，也即了解了人類某種生存狀況的真相。我隻是通過主人公之一托馬斯的一生，對昆德拉就“媚俗”的解剖有了一些感知而已。
在小說的第六章《偉大的進軍》中，昆德拉指出：媚俗，就是製定人類生存中一個基本不能接受的範圍，並排拒來自它這個範圍內的一切；媚俗所引起的感情是一種大眾可以分享的東西，媚俗可以無須依賴某種非同尋常的情勢，是銘刻在人們記憶中的基本印象把它派生出來的；無論我們如何鄙視它，媚俗都是人類境況的一個組成部分；隻要留心公眾的存在，就免不了媚俗。對媚俗的批判，被公認為是昆德拉這部小說的最大貢獻。
“媚俗”（Kitsch）這個詞起源於十九世紀的德國。昆德拉作了那麼多描述，說通俗點，它就是指不擇手段討好大多數人的心態和做法，先確認了大家在做什麼，然後把自己放在這個特定的模式中。媚俗，還意味著把這種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麗的感情和語言加以喬裝打扮，連打扮者自己都會為這種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流下淚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