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媚俗”這個詞在小說中的首次出現，並非在第六章，是在第一章《輕與重》中，是出自畫家薩賓娜對托馬斯的讚語。托馬斯是布拉格一家醫院有名的外科大夫，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不到兩年就離了婚，孩子判給了母親。婚姻留給他的惟一東西就是對女人的恐懼，他渴望女人又害怕女人，他要努力創造一種沒有任何女人提著箱子走進來的生活。他在渴望與害怕之間找到了一種調和，即“性友誼”。他告訴情人們，惟一能夠使雙方快樂的關係與多愁善感無緣，雙方都不要對對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麼要求。他發明了所謂的“三三原則”來與女人幽會，即連續三次幽會的肯定告吹，而希望與之地久天長的女人，則幽會至少得隔三周。托馬斯為此總是不得女人們理解。而畫家薩賓娜卻大為讚賞，她說：“我喜歡你的原因，是你毫不媚俗。在媚俗的王國裏，你是個魔鬼。”
毫不媚俗？不，薩賓娜錯了。還是昆德拉說得對：“我們中間沒有一個超人，強大得足以完全避免媚俗。”媚俗，在我們每個人身上，不是表現於此端，就是體現於彼端。托馬斯是這樣在小說中出場的：他站在公寓的窗台前不知所措，越過庭院的目光，落在對麵的牆上。他的茫然失措，是因為他的性友誼原則受到了搖撼。仿佛是宿命，“六個碰巧的機會”把特麗莎推向了托馬斯。對托馬斯來說，特麗莎像個孩子，被人放在樹脂塗覆的草筐裏順水漂來，而他在床榻之岸順手撈起了她。出於同情，他又不忍心把這隻草筐推向波濤洶湧的江河。在特麗莎的強烈妒意中，托馬斯陷入了巨大的矛盾，放棄性友誼會使他內心分裂，他無力控製自己不去品味其他女人。但最後，他還是屈服了世俗的婚姻，娶了特麗莎，為了她，在蘇黎世僅住了六七個月就再次回到了布拉格。
昆德拉說：“小說已不是作者的自白，是對人類生活——生活在已經成為羅網的世界裏——的調查。”既然世界是一張羅網，那麼，托馬斯遭遇的這份感情是否也是一張網？特麗莎最終也意識到，在她這裏，不是用強力，而是用了一生的侵略性軟弱來反對托馬斯，迫使他投降，直到他完全喪失強力，變成了一隻她懷中的兔子。都說政治和性是昆德拉小說的兩大主題，作者是否就是借托馬斯與特麗莎、薩賓娜等人的感情糾葛說明，在這個媚俗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的世界裏，我們是無處可逃的。托馬斯想追求一種不受婚姻關係束縛的“輕”，他卻感到難以承受。特麗莎在蘇黎世不辭而別後，他既感到了“輕”的沉醉，卻又感到憂鬱，最後還是自投世俗織就的羅網。這不也是媚俗嗎？反對媚俗的人也無法完全避免媚俗，這也許就是昆德拉的深刻之所在，也是他的迷茫之所在。
但拋卻感情生活不論，在1968年那個著名的“布拉格之春”，托馬斯確實展示出了他身上並不媚俗的風骨，而這終究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一切隻是源於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憤怒而寫下的一篇文章。那些被指控對喪失主權、合法謀殺負責的追隨當局者們說：我們不知道！我們上當了！我們是真正的信奉者！我們內心深處天真無邪！托馬斯由此想到了俄狄浦斯的故事，當俄狄浦斯得知娶的是自己的母親後，他無法忍受這種“不知道”造成的慘景，他刺瞎了自己的雙眼，從底比斯出走流浪。於是，托馬斯寫了一篇感想，送給了一張捷克作家聯盟的周報。在作了刪改後，他的文章見報了。從此，悲劇上演了。
兩三個月後，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的口號下，以突然襲擊的方式，一夜之間占領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黨政領導人。六天的監禁生活後，他們回到了布拉格。杜布切克在電台作了結結巴巴的演說——預示著他的國家也將從此結結巴巴、苟延殘喘，忍受日複一日的恥辱。托馬斯應蘇黎世一所醫院院長之邀去了當地工作。短暫的六七個月後，特麗莎感覺到，在一個陌生國家居住如同在空中踩鋼絲（我想，這也是昆德拉揭示的一種失卻了根基的“輕”），托馬斯又跟著她回到了布拉格，在原來的醫院工作。主治醫生要求托馬斯收回那篇關於俄狄浦斯的文章，警告他不這樣做的話，醫院將失去一個醫生，一個科學工作者。托馬斯麵臨著一種權衡：一樣是他的聲譽（取決於他是否拒絕收回自己說過的話），另一樣便是他稱為生命意義的東西（他的醫務工作與科學研究）。在告密、逮捕、大批判、強製遊行、農村大集中、知識分子下放，以及街道全部換成俄國名稱的半殖民地場景下，在媚俗作態成為人們爭相趨附的時尚時，托馬斯選擇了拒絕，等待他的當然是掃地出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