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醫院後的托馬斯，開始在一家鄉村診所裏工作，每天乘火車往返城鄉，精疲力竭。一年後，試圖找個更強差事的他，得到的卻是郊外某個診所更低的職位。此後，他拒絕了內務部秘密警察要求他就那篇文章發表的聲明，於是他成了一名拿著刷子和長竿的窗戶擦洗工。期間，他參加了一名被大學和科學院趕出來的著名生物學家的葬禮，當局禁止在訃告中提到葬禮的時間，害怕葬禮變成一次示威，還在三處地方設置了攝像機。葬禮上，同事相見，對他敬而遠之，老病人也不再邀請他。受到這樣的刺激，托馬斯決定像離開醫院的手術台一樣離開“世界的手術台”。於是，他受一個現在擔任集體農莊主席的老病人之邀，搬到了一個以礦泉水出名的小鎮上居住，成了一名卡車司機，直到某一天與特麗莎一起喪生在貨車之下。
托馬斯死了。盡管昆德拉是在小說的第六章從對他兒子的記述中道出這件事，小說的結尾是托馬斯、特麗莎翩翩起舞的景象，“鋼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聞，從樓下絲絲縷縷地升上來”，但抒情的筆法反更以樂景襯托出哀景，使小說的基調更為悲涼。兒子給托馬斯寫的碑文是：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可在一個媚俗成為最大、最可獲利時尚的世界裏，建起上帝的天國有一丁點兒可能嗎？托馬斯說過：“認識到你是自由的，不被所有的事業束縛，這才是一種極度的解脫。”可是，不甘媚俗、尋求自由和解脫的托馬斯終究落得鬱悒而終的結局。托馬斯失敗了，媚俗勝利了。因為，媚俗的法則就是，一切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從生活中清除掉：每一種個性的展示，每一種懷疑，所有的嘲諷……“豐富而且多彩”這樣的法令，就成為了疑問。
托馬斯之死是一種象征，一種侵犯媚俗的東西必將遭到清算的象征。媚俗是人類共同的病根，它確乎是在一個總有人想占有話語霸權的社會裏，人類共同的生存境況。特麗莎反複做的那個夢，正是昆德拉對這種無法逃脫境況的闡述。特麗莎夢見自己赤身裸體與一大群女人繞著遊泳池行走，懸掛在圓形屋頂籃子裏的托馬斯衝著她們吼叫，要她們唱歌、下跪，隻要一個人跪得不好，他就朝她們開槍。所有的女人都在唱，彼此呼應共鳴，她們為她們的共同劃一而興高采烈，她們又在慶賀新的死亡，慶賀行將在死亡中實現的更絕對的同一。同一，便是媚俗不容分說的絕對命令。
昆德拉冷峻地撕開人性的內裏，一一揭露著人們的媚俗之態：迫害者與被迫害者同樣晃動著灰色的發浪，用長長的手指威脅聽眾（這是不同對象、不同階層的媚俗），美國參議員與布拉格檢閱台上的官員同樣露出作態的微笑（這是不同國度、不同意識形態人們的媚俗），歐美上流明星們進軍柬埔寨與效忠入侵當局的強製遊行同樣是作秀的鬧劇（這是不同動機人們的媚俗）。人們茶餘飯後的私下交談很快被拿到電台廣播，這個社會正在變成私人生活完全滅絕的集中營，人們從其他人的精神恥辱中得到愉悅。當托馬斯被要求收回那篇稿子時，那些從當局那裏收回過什麼東西的人對他發出古怪的笑：一種有著秘密勾當時會意而又忸怩的笑，正像兩個男人在妓院偶然相逢時的笑，窘迫而又類乎友愛的默契。總之，媚俗的罌粟花像玫瑰花一樣遍地開放了。
媚俗，使得“輕”與“重”倒置，“靈”與“肉”分離。托馬斯甘願追逐著沉重，卻不見容於世；薩賓娜不停追逐著背叛的輕盈，卻注定漂泊一生；弗蘭茨激情追逐著美感，卻在遠離歐洲的地方以一場突然之死結束了追逐；特麗莎一心追逐著愛情，卻依然一無所獲。這些本可以和諧共存的豐富多彩的生命，在一個媚俗的國度裏，卻無法在自己的世界裏自由翱翔，他們的生命消失得輕如塵埃輕如鴻毛，他們留給我們的豈不是一種不堪承受之輕？
休要說，托馬斯之死隻是特殊曆史時代、特定國度的畸形現象。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確是以特定的政治事件為背景的，但這不也正證明了，人性中的惡之花，隻要有合適的氣候和土壤，就會在所有的旮旮旯旯開放麼？蘇聯的“肅反”，中國的“文革”不都是類似的場景麼？在捷克被蘇聯占領後，那些畫家、哲學家、作家，大都成了停車場看守員、守夜的、公共樓宅燒鍋爐的、出租車司機，而在“肅反”時的蘇聯和“文革”時的中國，有多少科學家、藝術家、政治家慘遭迫害？有多少無辜的人死於非命？有多少幸福的家庭家破人亡？造成這一切的，除了我們已認定的人和事的原因，難道不還有人性深處可怕可惡的“集體無意識”麼？托馬斯想：是不是因為一個人隻要不知道他就一身清白？難道因為坐在王位上的人是個傻子，就可以對他的臣民完全不負責麼？難道不正是人們的“我不知道”、“我是個信奉者”造成了無可彌補的罪孽麼？我不禁又想起了韋君宜先生在《思痛錄》中的那一問：“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這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