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仨》以記夢開始，以從夢中回到現實結束。夢和現實交相疊印，虛實為生，相互映襯；“家”、“客棧”和“醫院”穿梭其間，次第閃回，長亭短亭的飄忽中，不知何處是歸途。我們仿佛也如在夢中行走著一般，失去了空間和時間的感覺。作者就是這樣喻示著人生如夢，提示著人間是客地。作者的夢，是輕的；作者的筆，也是輕的，但心痛的我們感受到的卻分明是一種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傅庚生先生說：“至人皆蘊真情，蘊真情則有至文，非矯飾可躋也。”作為一個生死別離的故事，全書沒有慟哭之哀筆，而隻有淡淡的筆觸，而這種筆觸正成就了一篇真情至文。在末尾，作者仍是平靜地說道：
“人世間不會有小說或童話故事那樣的結局：‘從此，他們永遠快快活活地一起過日子。’”
“人間也沒有永遠。我們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個可以安頓的居處。但老病相催，我們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盡頭了。”
“我清醒地看到以前當做‘我們家’的寓所，隻是旅途上的客棧而已。家在哪裏，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讀著這些如秋葉般靜美的文字，我仍是想起了傅庚生先生評李清照詞《聲聲慢》首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的一段話：“此十四字之妙，妙在疊字，一也，妙在有層次，二也，妙在曲盡思婦之情，三也。良人既已行矣，而心似有未信其即去者，用以‘尋尋’。尋尋之未見也，而心似仍有未信其便去者，用又‘覓覓’；覓者，尋而又細察之也。覓覓之終未有得，是良人真個去矣，閨闥之內，漸以‘冷冷’；冷冷，外也，非內也。繼而‘清清’，清清，內也，非複外矣。又繼之以‘淒淒’，冷清漸蹙而凝於心。又繼之以‘慘慘’，凝於心而心不堪任。故終之以‘戚戚’也，則腸痛心碎，伏枕而泣矣。”楊絳先生平靜的語言傾注的萬重情愫，平淡的筆觸滿貯的萬千思念，或可用李易安的這十四個字來表達吧？而我們，在讀了楊絳先生情深的文字後，一定會對人生是“夢中相聚笑”有更深的感悟，從而更加珍惜作為我們暫居“客棧”的這個小小的“家”吧？
（《我們仨》，楊絳著，三聯書店2003年7月版）
為了丟棄的閱讀
——讀《安妮日記》
這本《安妮日記》我買了已經整整10年了，但我從來沒有打開來看過，不是沒有時間，而是不忍。封麵上那張照片是安妮1939年5月照的，一派純真潔淨，那時她隻有10歲。她的生命後來定格在16歲，一個夢想和飛翔的年齡。我實在不想翻開書頁，去觸摸她對戰爭的恐怖，她對自由和愛的向往。因為，她憧憬的一切，她沒有能感受到，也永遠不會再感受到了。
安妮是個猶太少女，家原住在德國的法蘭克福，納粹興起後避難至荷蘭阿姆斯特丹。1942年6月12日她13歲生日時，收到一本日記本當生日禮物，在這一天，她寫下了自己的第一篇日記：“我對誰都不曾做到推心置腹，無所不言，但我希望在這裏能對你如此，我也希望你能夠成為我獲得慰藉與支持的一大源泉。”同年7月6日，由於迫害猶太人的風聲愈緊，他們全家和另外4名猶太人共計8人，到她父親公司的“密室”躲藏。1944年8月4日，因遭檢舉而被逮捕。安妮和她的姐姐瑪各大約在1945年3月死於集中營，屍骨難覓。安妮的父親，幸免於難的奧托·弗蘭克走出集中營後，致力於宣傳女兒的日記，這本見證著戰爭與迫害的日記，深深打動了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
安妮的日記，總括起來有三方麵的內容：一是記錄密室生活，密室裏的吃、住、睡、沐浴、學習、娛樂，密室成員各不相同的性格特點，他們之間的友誼、糾葛和爭吵，在日記中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二是描寫對戰爭的恐懼心理，那種密室外稍微有些聲響都會讓人膽戰心驚、通宵難眠的驚懼，隔著六十多年的時空，還在撼動著我們的心，令我們凜冽戰栗。三是述說安妮作為一個女孩子的成長心理，那種青春情愫的萌動，那種渴盼獨立又無法準確把握自己的煩惱，成長過程中對父母的“逆反”，等等。而對今天的人們最有認知價值的無疑是後兩部分內容。
安妮藏身的密室位於普林森葛拉赫特街263號，這是一個外界很難發現的場所。但是，在納粹甚囂塵上、無孔不入的情況下，他們又怎能毫無憂慮地生活在世外桃源？在安妮的日記裏，我們無處不聽到戰爭的炮火、猶太人的呻吟和密室裏人們的恐懼。在夜裏，常常是槍炮大作直到天亮，安妮說自己常常是抓個枕頭和一條手帕，胡亂披件袍子，穿上拖鞋，跑到父親床上去壯膽。當你讀到瑪各的詩：“當炮聲在夜暗裏傳來/房門砰的一聲衝開/跑進一條手帕，一個枕頭，一個白……”你能覺得這是幽默麼？1943年5月1日的日記記道：“今天晚上炮聲響得太厲害，我收拾細軟，打了四次包。今天我還收拾了一隻小提箱，準備我們萬一要逃難。”但是，安妮母親的一句話卻道出了猶太人在納粹統治下注定的悲劇命運：“你能去哪裏？”即使是藏身於密室，又哪裏能逃脫心靈的恐懼？一旦有難，又有何處可逃？！所以，安妮寫道：“想到那沉悶、遙遠、表示毀滅愈來愈接近的嗡嗡之聲，我就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