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底，年僅16歲的畢淑敏從北京來到了西藏阿裏山區當兵，這個海拔五千多米的地方，它的荒涼、偏遠和杳無人煙，與作為大都市的北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她在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演講時說：“當你真正到了原始自然當中，你會覺得人是微不足道的。這麼遼闊的宇宙，這宇宙當中有一顆普通的星球，這星球上有幾十億的芸芸眾生，你隻不過是其中一個。而且人的生命是那樣的脆弱。認識到這一切，並不是說我們可以虛擲一生，或說可以遊戲一生、放蕩一生，而真是覺得在這樣的概率之中，我們有幸成為這顆星球上最高等智慧的人類當中的一員，我覺得有一種使命感，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利用起來。”11年阿裏山區的生活體驗，形成了她對生命的深深敬畏和悲憫，她的生命意識無時不滲透在她的文字和言語之間。
所以，她對人生的苦難有自己獨特的感悟。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她說，苦難不會自動轉化為動力，關鍵在於怎樣看待苦難。有人是把苦難化作動力，有人是當成一種借口，甚至得出人性惡的結論去報複社會。在接受《中國婦女》雜誌采訪時，她再次說道，閱曆沒有上升成為智慧，沒有思考，失敗可能還會重複，並不能使人真正成熟。在答《讀書》記者問時，她說：“苦難有時使很多人變壞，苦難轉化為財富，特別關鍵的一點是自我能力的提高。”在談到與之相關的人生選擇問題時，畢淑敏從自己的親身經曆出發歸結道：“人生可能有許多事情還難以選擇和把握，但有一點人是可以選擇和把握的，那就是自己對人生的態度。隻有積極地、向上地、友善地、努力地、樂觀地、充滿信心地去對待生活，人生才會有亮色，這也是我這段西部生活的價值。”基於這樣的認識，她到35歲還能毅然改行，步入多數人望而生畏的文學殿堂，她這樣告訴《北京青年報》的記者，也告訴我們每一個人：“生命是個人的一種緣分，我們每個人都有開拓它的自由。年輕時謀生的壓力可能比較大，選擇時會有所勉強，中年往往就不必為生計所累，倒更有可能做自己真正願意做的事情。”她這種充分利用生命、及時調整人生航向的實際行動，本身就是開給我們特別是青年人的人生良方。
在部隊當了十多年的衛生員和軍醫，轉業後又在工廠的衛生所當所長，多年的從醫經曆當然會給畢淑敏的文學創作留下深深淺淺的痕印。她在演講和接受采訪中多次說：“文學是人學，心理學是人學，醫學也是人學。”這是她能把三者很好結合起來的一個思想出發點；“我非常敬畏生命的過程，生命的偉大和優美、神秘的概率是現代醫學遠遠不能窮盡的。”“醫生做到後來很容易把病人看做一個病的載體，一個容器，他去觀察病的轉歸，而忘記了最根本的對生命的珍視。”這樣的認識使她時刻以關注生命為己任；“這個職業使我有機會多年來觀察各種各樣的人，強迫我要很細致、很耐心……我必須與他並肩相處，不管我情願不情願，我們都一起納入了這個軌道，這對我既是一種訓練，也是一種給予。”這些形形色色的人成為她人物創造的生活基礎；“我可以用醫生很冷靜的態度來看待生活；從我書寫病曆開始，我傾聽、分析、判斷一個病人的表現情況，使我有了內在的邏輯性。”這使她的文字呈現出理智、冷靜的特點；“我當過很多年醫生，對待藝術有時也像對待化驗單一樣苛求，對所有的放大和不真實，都習慣成自然地抗拒。”這使她始終忠於生活，保持作家的良知和本真。於是，在她開出的心靈處方中，我們真切地看到了這樣一個珍視和平視生命，生命熱情和人生智慧兼具的畢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