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托馬斯·曼這樣評價納粹時期的出版物：“在我眼裏，從1933年到1945年在德國境內能夠出版的書籍，都是毫無價值、不值得去沾手的。這些書散發著血腥、恥辱的氣味。”納粹思想文化專製的直接後果，非但是造成了德國文化的虛假繁榮和真正藝術殿堂的坍塌，而且導致了戰後德國年輕一代文學藝術家深感自己同世界隔絕了100年之久（其實隻有12年零3個月）。這是兩重的隔絕：同德國偉大科學、藝術和哲學傳統的隔絕；同世界文化藝術新潮的隔絕。隔絕後的重新接軌是何其艱難啊！
正如趙鑫珊在該書的題記中所說，這本書談的是藝術的方向，藝術是有力的方向的。希特勒自詡為“藝術家型的政治家”，他儼然就是雅典娜的化身。但他骨子裏卻是人類的死敵，德意誌民族的文化藝術被他引向了邪惡的歧途，人類藝術崇高、正義、光明、典雅的精神被他摧毀到了極致。這本書從思想文化這個意味深長的視角，揭露了納粹的暴行，給人們以嚴正的曆史警告。我不禁想：人類曆史上最血腥、最黑暗的一頁雖然翻過去了，然而，我們真的能高枕無憂了麼？
（《希特勒與藝術》，趙鑫珊著，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版）
讓經典走近百姓
——讀《於丹〈論語〉心得》
經典是什麼？辭典說，是傳統而有權威性的著作。這樣森嚴的解釋，不免讓人對經典望而生畏。於是，那些散發著我們祖先灼灼思想光輝的經典，就那樣長期束之書齋，被一代又一代皓首窮經的學者去考據，去疏證。誠然，的確是需要有專門家去做這樣的事的，但這還遠遠不夠。要使經典“飛進尋常百姓家”，在人們的生活中發揮普適性的指導作用，並通過這種作用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必須要有人擔負起把經典中的道理，結合時代需要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作深入淺出詮釋的使命。這個人即使不是於丹，也會是另一個既對經典會意於胸、又對生活洞然於心的必然要出現的人。這也是學問的一種做法，一種對當下來說，極有現實意義的做法。
“大家別以為，孔夫子的《論語》高不可及，現在我們必須得仰望它。”
“這個世界上的真理，永遠都是樸素的。”
“《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
“《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
開宗明義的這一番話，既闡明了於丹對《論語》的認識——簡單樸素，也奠定了全書的寫作基調——簡約質樸。它從天地人之道、心靈之道、處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等七個方麵，闡述了通往快樂人生的路徑。
於丹的闡述富於時代氣息。她善於抓住《論語》的精義來闡發當今社會的主旋律，使得對經典的詮釋古為今用。她指出，《論語》的思想精髓就在於把天之大、地之厚的精華融入人的內心，使天、地、人成為一個完美的整體，人的力量因而無比強大。這對我們今天的啟發就是，天時、地利、人和是國家、事業成功的基礎；和諧社會決不是僅指一個小區鄰裏間的和諧，也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一定包括大地上萬物和諧而快樂地共同成長，人對自然萬物，有一種敬畏，有一種順應，有一種默契。在詮釋“君子和而不同”時，於丹又指出，我們今天要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把每一個人的不同聲音和諧地融入到大的集體的聲音中。在講述孔子的學習觀時，於丹又聯係建立學習型社會的要求，指出要倡導導致行為改變的學習，要有選擇、有規劃地學習，要改變有規範長度的學院式教育的寬度，學思結合，把有限的知識放大到極限。經典的遙遠回聲與時代聲音的疊放，打通了今古的阻隔，釋放了經典經世致用的能量，比之那些教條化的灌輸，人們一定能對“和諧社會”、“學習型社會”這樣的重大戰略思想，有更切實、更了然的體會。
於丹對時代的關注，更體現於她以智慧之眼，敏銳地抓住了當代人的心靈困惑。國際調查的數據表明，這些年來，中國人的幸福指數經曆了一個提高而複又下降的過程，這說明，一個社會物質文明的繁榮，卻反會帶給人們更複雜的心靈彷徨。於是，於丹說，隻有不被物質生活所累，才能始終保持恬淡和安寧的心境。針對許多人為周圍乍富的階層而心理產生不平衡，於丹以物質生活匱乏時代的顏回為例，引導大家將視線收回內心，無限深刻地去發現心靈的世界。“幸福快樂隻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這樣耳熟能詳的話，經於丹由闡發《論語》精義而自然道出，仿佛給我們展示了一個久雨後清新的世界。針對現代社會如何做人的疑問，於丹用“仁”、“恕”來破解這一問題，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啟發我們關愛別人，寬容他人，給自己留一片海闊天空。眼光始終聚焦當今社會共性的心靈問題，使於丹的闡述具有很強的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