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在美國密蘇裏新聞學院的第一堂課上，老師讓每個學生花5分鍾時間給假如已經去世的自己寫一份悼詞。結果是，沒有一個人寫自己是美國三大電視網的主持人，有一半人寫了自己是受人尊敬的好記者，而幾乎所有的人都寫了自己是個好丈夫、好妻子、好朋友、好兄弟、好姐妹。老師總結說：這些自擬的悼詞表明，很少有人希望別人記住他生前的財富和顯赫的職位，更多的人希望自己死後有親友想念、受別人尊敬，希望自己的存在曾給他人帶來快樂。所以，通過自寫悼詞，人可以清楚地知道，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自己活著時應該選擇怎樣的生活。
掩卷深思之餘，不禁想起張曉風的散文《生命的滋味》。她自述某一年在日本富士山的山寺前看到一張尋人告示，內容是說兩個月前有個60歲的男子登山失蹤，他身上靠腹部的地方因為動過手術，所以有道傷痕，請發現者告知警方。敏銳感性的張曉風不禁大慟，她猛然悟到，原來人一旦撒手，所有的學曆、經驗、頭銜、豐功偉績等等都一概不相幹了，真正屬於此身的特點，竟可能隻是一道疤痕。
此中有真意啊！當我們告別人間後，顯赫的地位和財富，甚至都不如身上的疤痕更能體現我們生命的特征，它們是真正的身外之物啊。而人們所銘記和懷念的，恰恰是那些與地位、財富毫不相關的最平淡也最溫情的東西。
可悲的是，我們所追逐的東西，與我們所認識到的東西，往往背道而馳。
從“流行語”看一種堪憂之風
有人撰文說，近年來，中國出現了許多新的流行語，比如“末位淘汰製”、“核心競爭力”、“360度考核”等等。令人深思的是，這些流行語大多是西方人提出的，但它們在西方的流行程度遠遠不如中國。更令人深思的是這些流行語在中國社會的三個表現，其一是幾乎每一個人都對這些詞耳熟能詳，其二是多數人對這些概念背後隱含的具體內容和作用隻知皮毛，其三是人們會把這些概念推廣到極致。
作者舉“學習型組織”為例，當這個詞在中國熱門後，幾乎每一個企業管理人員都詞不離口，但沒有幾個人懂得它真正的內蘊。隨之而來的，是出現了“學習型家庭”、“學習型政府”、“學習型社會”甚至“學習型中國”這樣的詞，令人目瞪口呆。然而，有多少人能靜下心來讀幾本書，又有多少單位會為員工的學習和進修買單呢？
接著這篇文章作者的思路，我以為，這些語詞的流行還有第四種表現，就是言行不一，學用脫節；光喊口號，不見行動。這其實反映了一種實堪憂慮的風氣，一種高呼口號為表、束之高閣為裏的形式主義之風，一種蜂擁而上、大轟大嗡的虛假浮誇之風。這種風氣之所以能在我們國家盛行，與市場經濟初始階段人們的普遍性浮躁有關，更與千年封建社會的遺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中國封建社會森嚴的等級製度，造就了臣對君、民對官的俯首順眉。當社會組織中的上一個層次提出口號、政策措施時，下一級表麵上是絕對服從，不敢說半個“不”字的。但他心裏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碼想法。就像魯迅先生說的，表麵上對後宮娘娘頂禮膜拜，回過頭卻又褻瀆娘娘，想和娘娘吊膀子。所以，在實際執行時，為了各自的利益，就會下瞞上，小瞞大，一級唬一級，這才會有許多虛假的政績和誇大的報表統計。你可以看到，並不是任何流行語都可以流行起來的，隻有政府提出的口號，或雖是國外提出、但卻經國內要人、權威、專家提倡的口號，才會流行得如此之速。但是要付諸行動，則要紮紮實實地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甚至要觸動一些利益。這許多人就不幹了，不過是嘴上喊喊，實際不動，最後報個材料敷衍了事。這種惡劣的風氣不消除，構建學習型社會也好，建設和諧社會也好，都隻能是一句空話。
美國通用電器公司首席執行官傑克·韋爾奇應邀到我國講課。一些企業管理人員聽完課後，認為他講的內容並不新鮮，問他：你講的我們都懂，但為什麼我們之間的差距那麼大？他回答說：因為你們僅是知道，而我卻做到了，這就是我們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