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微觀走向宏觀。到了80年代中期，報告文學文本的氣象變得宏大了起來。《中國農民大趨勢》、《中國的“小皇帝”》、《中國大學生》、《唐山大地震》等一批作品篇幅開始見長，一般有三四萬字，有的甚至達二三十萬字；寫法上打破以往報告文學通常采用的閉鎖結構，並不局限於一人一事或一人數事、數人一事的小格局報告，而是以“全景”、“集納”的方式，整體地全麵地報道某一重大事件、現象或問題，廣角地表現社會生活中芸芸眾生的群像，作品負載的信息容量明顯地增大了。報告文學的擴容，這顯然是為了適應報告變化了的生活的需要。陳祖芬曾指出及至改革進人到今天，呈現在我麵前的是社會的一個一個橫斷麵，是一個一個群體的形象。如果囿於一人一事的報告文學，傳遞的信息量太有限。”時代的改革開放，催發了作家的宏觀思維能力、係統思維的能力，使他們的思維模式開始與時俱進地發生變化，思維呈現出更多的開放性、整體性和係統性，由點的思維趨向麵的思維，由麵的思維轉為立體思維；由單向的順從式思維化為可逆的雙向思維乃至多向的輻射式的思維。
報告文學主體及客體的變化，要求建立起相應的新的報道模式。就結構而言，需要改變原來雖然精致，但容量過小的構架，設置便於反映宏觀對象的開放靈活的結構。通訊化或小說化的報告文學，要求作品的結構“完整，首尾照應，中間無缺陷，進一步則要求嚴謹，環環相扣，無懈可擊”。包括這種結構要求在內的原有的寫作範式，由於宏觀報告文學的崛起而變得不合時宜，受到了質疑綜合報告文學的出現，使我懷疑過去奉為圭臬的一些研究和衡量報告文學的範疇是否適用？是否還那麼重要？”報告文學作家開始了文體結構的改造，他們從小格局的封閉結構模式中走出，創造靈活可控，多變自如的開放式結構。這樣體式由小巧轉至宏大，由閉鎖變得通達，全無結構的小家子氣，而呈現出一種恢弘博大之勢。宏觀結構的作品沒有“從一而終”的中心人物，沒有貫穿首尾的中心事件，也沒有一統全篇的基本線索，作者隻是根據主題表達的需要，攝取集納眾多的人事物象並作出具有理性色彩的思辨。作品的結構猶如建築用的腳手架，可以根據施工的需要進行任意的調節。這樣，也就為作家自主地觀照社會生活創造了一種自由的空間。
新時期報告文學的開放性結構主要有三種樣式。一是“卡片”式結構。李延國的《走出神農架》嚐試著運用這種結構技法。全篇100節，如同100張卡片的組合。“卡片”之間既互有關聯，又獨自成節，長則千字以上，短則寥寥數語，或記事，或寫人，或報道現實，或回憶曆史，作者信手拈來，在宏大的時空背景上自由地擇取需要表現的材料，使作品負載有密集的信息量、博大的生活容量以及由此生成的衝擊力巨大的思想“當量”。二是“板塊”式結構。這類作品根據表達的需要，常在總題之下畫出若幹個“塊”，“塊”與“塊”之間是並列的，每一個“塊”表達一個意群，每一個意群由相應的材料支撐。“塊”的設置具有相當大的自由度。孟曉雲的《尋找中國潮》采用的即是“板塊”式結構。作者將全篇切分成兩個板塊上篇：變化中的中國”和“下篇：困惑”，每一個板塊由若幹個小塊組合而成，組合的靈活性很大。三是點麵結合的輻射式結構。采用這種方式結撰作品，作者精選若千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個別材料，對此作較為具體細致的敘寫；然後在“點”的基礎上通過概寫性質相似的人物事件組合成連類相從的“麵”。這種結構既沒有小格局作品容量單薄的不足，又免除宏觀作品易生的材料蕪蔓、結構m遝的缺陷，在微觀與宏觀的契合中形成優化的報告文學結構。胡平、張勝友的《世界大串連》並沒有推出更多的現象，作麵麵俱到的觀照，而是能點麵統籌地結構全篇，在深（點）與廣（麵）兩個維度的結合中，對出國熱這樣的大題材作出立體的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