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化的作品中，人物是中心，人物表現本身就是寫作的重要目的；而在報告化的作品中，問題、現象等是中心，人物的片斷敘寫隻是為了說明某種問題、現象的存在。賈魯生的《丐幫漂流記》並沒有專寫某一乞丐或丐幫的人生命運，而是通過展示丐幫隱形的生存狀態，反映一個頗為特殊的社會現象。這是一個屬於社會學研究範疇的課題，賈魯生的寫作方式也具有社會學研究的一些特點。他曾對四個城市的四百多名乞丐進行調查；為了獲得對丐幫生活的真切感受，作者化裝成乞丐混人丐幫長達數月之久，這比社會學工作者常進行的野外作業與實地調查更為艱辛。賈魯生並不隻對報告對象作出一般的價值評判，而且還對這一特殊的社會問題的解決進行思考：
人們還不善於把“變廢為寶”的方法用於乞丐。假若能辦一些乞丐農場、乞丐工廠、乞丐公園，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乞丐全部集中起來，把他們的體力、智力聚合在一起，那將會產生多麼遠大的能量啊！把廢物變成寶物，把乞討者變成創造者，這本應是今天的原則。
這樣的設計在現在當然隻是一種烏托邦，但作者對社會問題的關切，已體現了知識分子心係天下的品性。新時期報告文學視角變化後所出現的“報告化”傾向，使一些作品變為某一專題材料的堆棧，由於文學性的流失而影響了作品的可讀性，但“報告化”的作品又使報告文學總體上擁有了一種多質性。
從政治走向文化。從報告文學文體的曆史傳統看，它具有某種意識形態化的傾向。在政治文化製導的時代，報告文學更成為政治的對應物。社會生活的全麵政治化，使以此作為直接的反映客體的報告文學成為政治化的文體。應該說，報告文學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寫作方式，關注報告重大的政治題材反映了這種文體的體性。但這種關注應該體現主體獨立而理性的話語立場，並且對政治題材的反映應該是報告文學寫作的一個重要方麵，而不應該成為這種寫作的全部。在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寫“中心”、寫“政策”的語境中，報告文學所寫差不多全是政治性的題材。不說其中有些政治題材有悖於曆史的邏輯，僅就題材本身而言就顯得單調而令人乏味了。
曆史進人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社會生活發生了重大的質變。雖然政治話語的強勢依然存在，改革開放作為一場革命本身就是一種政治性的運作，這場革命促成了現實的多樣性存在。政治是一元的，但經濟、文化等由於開放變得多質而豐富了。文學也被演繹得多姿多彩。時代對作家寫作自主的某種承諾，使走向自覺的作家能夠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寫作。這個時候，報告文學在政治的領域中仍然發揮著它的重要作用。具有啟蒙意義的報告文學，這是新時期報告文學中最具價值的部分，正是作家以自己的話語方式參與政治的結果。但另有顯見的事實存在著，這就是報告文學苑圃的風景有了多種色調。報告文學不再被視為是特定階級的一種文體，報告文學作家在作政治關懷的同時，開始移情於他物，部分地疏離政治話語，傾心於報道百姓的日常生活。這是一種文化關懷，是對一種普泛的人類精神的親近。
理由的《中年頌》在全國第一屆（1977-1980）優秀報告文學獎獲獎作品中顯得有些特別。與同時獲獎的《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間》、《命運》等不同的是，作者選取的是一種邊緣性題材，並不具有重大的政治性，按照通常對新聞的理解，作品的主人公索桂清甚至也沒有多少新聞性。《中年頌》的獲獎，標誌著文化型的報告文學開始被接納了。索桂清“她不是科學家，她的文化程度隻有初中三年級。她不是音樂家，她每天要聽八小時的刺耳的噪音。她不是作家，她的作品從來沒有署過個人的名字”，她隻是一家毛紡廠的一名普通的擋車工。而這樣的主人公連所謂的先進事跡也沒有，有的隻是零碎的有關家長裏短的故事：“六年中，她先是為母親送了終，繼而又死了父親，婆婆生病，孩子生病，她自己也累出病來……而她始終出滿勤，幹滿活，使滿勁。”理由通過述說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揭示了凡人生命的價值。索桂清在這裏被作為中年的象征--“社會的壯工，國家的筋骨”，他們艱苦的生活狀況，負重的工作職責，質樸的精神風範，讓人心憂更令人感奮。韓少華的《繼母》更具有文化的滋味。作者以“好吃莫過蜜糖，難當莫過後娘”的諺語領起全篇。深厚的傳統文化將繼母凝固成一種陰險、刻薄、凶殘、冷酷的形象，而韓少華筆下的繼母，“默默地承受著世代沿襲下來的種種傳統成見和世俗壓力”，“用自己粗糙的雙手和熾熱的心，從悲慟、艱難和疑慮中，建設起一個美滿家庭”《繼母》一篇在濃重的文化氛圍中，用一係列生活化的細節，完成了對一位平凡而崇高的母親形象的塑造，詠唱的是一首真摯的博愛之歌。《中年頌》、《繼母》等作品的出現表示著報告文學取材與主題的部分轉移。這種轉移促成了報告文學和普通人的生活發生直接的聯係，拓展了報告文學的表現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