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文藝作品的典型化問題，浩然說：二十年前，我采訪過一個農村信用合作社，當時是為了堵塞高利貸的。我想寫一寫這個信用合作社的成績，它帶來的變化，它的優越性。一天，我和信用合作社主任談話，合作社對麵就是鄉政府。恰好來了一對小兩口兒，鬧離婚。兩個人都二十來歲，不到三十歲。為什麼要離婚？因為他們分得的幾畝地，讓蟲子咬了，秋收收不上來，生活困難，日子過不下去，兩人一商量，各過各的，離婚吧！各奔前程吧！信用社借他們點錢，他們買了點米，就回去了，不離婚了，把小兩口兒成全了。搞創作的人碰到這件事，高興得不得了。我就寫了一篇小說，寫信用社主任的熱情，歌頌農村信用社的優越性。寫完後，我拿給區幹部看了，他回了一句，很妙的：“這兩口子真怪，要叫我，兩個人感情上沒什麼別扭，沒有信用社，寧可借高利貸去，我幹嗎離婚啊！”我聽了，不大服氣，覺得他不懂“眼”。回來，我給幾個搞創作的同誌看了，大家說，這個不典型，也不真實。明明是真事怎麼不真實呢？他們說，即使沒有信用合作社，僅僅因為生活上遇到一時的困難，就妻離子散，這典型？二十年了，我一想起這事就好笑。典型化的問題不是說說就可以解決的。為什麼現在作品雷同的多？主要問題是不能在典型化原則下提煉和概括。
浩然說：“文革”前，我發表短篇小說一百多個，沒發的也有一倍。沒有這一百個短篇的練筆，我沒有把握寫《豔陽天》。那時我寫得很多，有人說我“粗製濫造”，我當時沒有接受。沒有那個時期的“粗製濫造”，就闖不出經驗和教訓來。初學寫作者不多寫多練，怎麼出“真知”？
1975年3月15日
我來解放軍文藝社幫助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參與籌備部隊青年作者座談會。這個會今天終於召開了。由胡奇社長和張文苑副社長主持。文藝社的編輯人員有紀鵬、韓瑞亭、吳之楠、範詠戈、黃浪華。來自各部隊的有方全林、韓作榮、李本深、賀茂芝、穆靜、杜誌民、陳澱國、張勤、林玉華、史國世、常貴田、王樹和、張發良、高紅、陶泰忠、崔洪昌、馮福嘉、胡昕、王彤華、曾凡華。
會議中間，張文苑副社長說已經請浩然同誌來給會議講一講，讓大家提出希望他講點什麼問題，有什麼要求。穆靜希望他談談對散文的理解；張勤希望他談談理論對創作的指導意義；高紅希望他談談從生活到創作形成文字時如何傳達得更真切些；陳澱國希望他談自己如何堅持創作，如何刻苦與勤奮。張副社長讓我把這些問題整理一下，通報給浩然同誌，讓他講得更有的放矢一些。
1975年3月18日
上午，浩然來到總政西直門招待所小會議室，與部隊青年作者座談會的同誌們見麵並講了話。他說，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但並不是一切生活現象都能放在作品裏。說到散文創作，浩然說他沒有發言權，他說小說醞釀時間長，所以有些東西他用散文來寫。他說散文也可深刻反映時代。他說柳宗元的散文就是對時代的概括，今天更需要及時反映新生活的散文作品。
1975年4月10日
浩然同誌來電話，他說在西直門總政招待所與部隊中青年作者的談話，當時覺得談得還可以的，怎麼一看校樣全不是那麼回事了。他說早上範詠戈同誌送來了校樣，當時他急著去二七廠，回來才看樣子，有幾處需要改動。他具體說了他要改動的意見。他還說到人民日報的楊揚來約他寫一篇文章，談《金光大道》的創作體會。他讓我幫助他考慮一下提綱，明天，後天，或星期天，在一起研究一下。
1975年4月12日
晚上應邀到浩然同誌家，從5時談到8時45分。
浩然談到做歌手和做戰士的問題。談到“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問題，他說這句話是個褒詞，也不全是，因為還有個無知，不知道老虎能吃人呢。他說到雷鋒，既不是堵槍眼的，又不是撲炸藥的。星期天給人家補鞋，做好事，看人家有病去幫忙，與人為善。這種典型是經久不衰的。人們發自內心地覺得他好，永遠不會過時。
說到一個作者的東西是有規律性的。他說，寫一個人，寫他的一天、一年，要了解他的一生。他說：我一直講這個觀點。我寫馬連福，寫他被抓兵，那個烙印。他為什麼能被拉過去？金錢美女利誘，甚至烈屬的撫恤金他都給花了。
浩然回憶起當年他在中蘇友好協會辦的《友好報》當記者，在《紅旗》雜誌當編輯時，北京日報文藝部的編輯田藏申給他在報上開“北京街頭”專欄。他工作的報社頭頭見他在別的報上發了很多東西就不滿，說：“你有兩個腦袋？一個腦袋當記者，一個腦袋寫小說？”浩然說：“按你這麼說，不是就等於沒有業餘創作了嗎？”那個時候，他天天晚上在燈底下寫作。上班時，別人遲到沒事，他晚幾分鍾都不行。他總是提前到辦公室。別的記者寫一篇稿，他寫兩三篇稿，有一點毛病就往他搞創作上推。他說那可真是“泰山壓頂”啊！1961年，有人評他的小說《中秋佳節》；1962年《人民日報》發一篇一整版的評論文章評浩然短篇小說集《珍珠》和《蜜月》。在寫《豔陽天》前，這是一種鼓舞力量。《豔陽天》最早發在上海《收獲》上，是在上海大陸飯店改寫的。“文革”前，讀魯迅的作品，感到遇到知音了。《豔陽天》第一部出來時，韋君宜握著浩然的手說：“祝賀你！我代表讀者感謝你寫出了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