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說，作品標題很重要，寫《金光大道》時，從醞釀到寫完，一直想的是這個標題，很順暢。寫《豔陽天》開始叫“雲水錄”，根據扉頁上兩句諺語：“烏雲遮不住太陽”，“真金不怕火煉”起的，後來改為“豔陽天”了。
1975年6月15日
又到月壇北街浩然家與他交談。與他一起吃了他家自己包的綠豆紅棗沙糖粽子。我們談了一個上午。
見浩然桌子上放著日本作家上個月贈送給他的七八本書，
浩然談到前一段經楊嘯建議到河南輝縣去了，去“燃燒燃燒”，結果在那裏大病一場，患了重感冒。省委宣傳部有三個人陪著，《河南文藝》約寫散文，接見作者，講話。本來帶著寫電影劇本的任務去的，可是從早上6點到晚上12點，訪問者絡繹不絕，脫不開身。又不好不接待，說讓他參加一個座談會，說隻有幾個作者，到會上一看，一百多！回北京不給買火車票，不讓走！後來還是電影製片廠的同誌給買了票，這才脫了身。回到北京，河南還有兩個同誌追到北京呢！電影架子搞出來。在輝縣，兩三個電影製片廠在那裏搞劇本，題材內容大體上差不多。半年過去了，也沒整出來。電影劇本作廢了，可改成小說，已寫十四萬字，名叫《闖將》。這個小說和《西沙兒女》風格上有所不同，盡力通俗，故事性強，改改就能說評書。《西沙兒女》是散文詩風格，有的地方有點意思，但時間太緊，沒有很好打磨。
浩然說自己搞東西主張拚，要快，一鼓作氣把它搞出來。《西沙兒女》從采訪到完成八個月，寫的時間隻有三個星期。《豔陽天》也是，從1963年到1965年12月26日全寫完了，剛剛出版就遇上了“文革”。到現在出版已十年了，出版社出了精裝插圖本，裏麵有二十多幅彩色插圖，作者是畫《毛竹豐收》、《顆顆皆辛苦》和《故事員》的方增先，畫得非常好。出版社說從沒有過這樣好的插圖，但印出來就不及原畫了。可是看了還是很好的。昨天他們送來給他看，很不錯。浩然指著牆上掛的一幅濃淡相宜的水墨畫《毛竹》，告訴我說這就是方增先的作品。他說計劃6月底電影劇本脫稿，然後把兒童文學中篇《草原》和這個《闖將》改出來，今年算有個交代了。
接著，浩然談到上海工人作家胡萬春，剛剛收到胡萬春的一篇小說，發在《朝霞》叢刊上，征求他的意見，還沒看呢。
浩然回顧了從1955年發第一個短篇《喜鵲登枝》到1965年出版《豔陽天》，十年間寫了一百萬字。大部分作品是業餘創作，隻有寫《豔陽天》請了創作假。從1965年到1975年，又是十年。浩然說：“文革”初期，那些大字報給我貼的，但心裏有底，一是我的作品打不成“毒草”，二是我沒有生活作風問題，三是曆史上找不出我什麼。隻是說我“驕傲”，有“自來紅”思想，說我是周揚的“親信”、“寵兒”，真是怪了！從1971年到現在的四年裏，我寫了一百五十萬字，兩部長篇，兩個中篇，一個兒童中篇，一個短篇集，一個散文集。比起前一個十年，寫得不算少，但那時我是業餘啊，而現在是幹專業了。他說：我的體會是，往往是搞得越快越順利時，質量也越好，相反，那些很費時費勁搞出來的東西，質量往往也不大好，這就是個激情問題。寫《豔陽天》和《西沙兒女》都很快，《西沙兒女》一天寫七到八千字。他說：寫《金光大道》給我兩個月就夠了。我問：“夠嗎？”他肯定地回答：“足夠了。沒有別的幹擾的話，一天一章，有時一天可以寫兩章。時間長主要在醞釀時，醞釀好了，寫就快了。電影劇本的挫折讓我的情緒受到影響，血壓都上來了，170到120。”
北京一個創作會議讓他去講，他說：我實在不願意去講，老講老講，沒有新東西。特別是現在我自己正處在“難產”階段，好比一個牙疼病人去賣消炎片，說能治牙疼，這不是笑話嗎？往往出東西時，再累興致也高，也好講。一個作者最重要的還是老老實實拿作品。天津編了我一個創作談話集，北京出了一個散文集。在南京師院學報上發了一個“通信”。《楊柳風》以後，編第二個短篇集就難了。
浩然和我談話時，他的三個兒子紅野、藍天、秋川都在屋。
1975年6月19日
我就要外出去黑龍江省，到浩然家告訴一聲。恰好李學鼇征求浩然對他長詩的意見，浩然說：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沒的可說。浩然說他要去寫《金光大道》，到密雲一個公社，找個山區“貓”起來寫。
他告訴我到了龍江給他寫封信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