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說到我的事情。他說：他想跟我談一個事情，好好想一想，今後到底是搞創作還是搞評論？搞創作的話，是寫詩還是寫小說？要想好。現在三十幾歲，正是時候，心裏要有數。如果搞評論，要搞點基本功，要打好哲學的基礎，沒有哲學基礎的人，怎能搞評論？還要研究外國文學，研究中外文學的差別，尤其是當代文學。在這個基礎上，有係統地往裏進，代表性的作品要看。如果搞創作，寫詩要從研究詩經、屈原開始。寫小說也要讀代表作。再一個功夫，當代文學要廣泛瀏覽，選最好的和最壞的。研究作品本身和作品產生的條件，選自己喜歡的。集中別人的精華，創造自己的風格。我比較喜歡孫犁、柳青、趙樹理。孫犁的優美、抒情，柳青的深沉，趙樹理的故事性。不是套他那個，套是沒有出息的，好比都畫蝦，你能畫過齊白石嗎？有選擇，有側重，不是不搞別的了。沒有主次，就什麼也沒有了。沒有主次，就都是零。人體也有主次，心髒、大腦是主，其餘的是次。鋸個胳膊，行；鋸個腦袋就不行。
浩然到樓下接待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許顯卿同誌。春水和秋川都拿他們自己寫的詩給我看。
1976年1月25日
今天是周日，我到北太平莊總政宿舍去，下午4點多回到報社，李春成告訴我，浩然同誌下午兩點來電話，讓我去一趟，說有幾個人等著我呢！我趕到月壇，見有北京裝甲兵部隊的馬貴民等四人在，另有北京文化局的方南。浩然見到我來了就笑著說：“你再不來，大夥要罵你了！”他們等著我來共進晚餐，有白酒、葡萄酒，菜和水餃。又說到學習周總理，浩然說他從不到百貨公司逛，沒那個時間，也不知道什麼季節該穿什麼衣服，撿一件就穿上，人家說這是夏天的衣服！再脫下來換上一件。他說，搞事業的人就該這樣。他說：原來覺得自己沒有特殊的地方，實際上有許多特殊。比如不習慣坐公共汽車。文化局黨組織開會還和他商量，說，下午過組織生活，看你有時間沒有？他說，這不應該商量，隻要他在家，都要參加！寫出作品來，連出版社的編輯都不給提意見，聽到一點意見可難了。下鄉不坐轎車，坐吉普車，而且到村頭挺遠就打發車子回去，走到村子裏頭。你又不是領導幹部，坐轎車去，人家支部書記怎麼和你談話？他說，為人要正直，凡能在背後議論的，當麵也同樣講，時間長了大家就知道他是什麼人了。不抱粗腿，他寫的書，傳達室的，車庫的，管收發信件的，他都送了，領導幹部很少送。“文革”中，戚本禹正紅，他和他都在紅旗雜誌社當編輯，找他很容易，他不去找。就是現在的領導幹部，除了工作關係，沒有私人來往。吳德同誌很關心他，但他沒去過他家，不知他家住哪兒。他家的生活很儉樸，不要求存款，不賒賬就行了。在文化局，工資是最低的，但交的黨費多。有人以為他拿稿費多，還不得存萬把的。《豔陽天》的稿費，出版社扣除了給他書以及他在出版社用的稿紙錢，全部讓他交了黨費。他告訴出版社直接轉賬，不要經過他的手。他也不想讓人家知道交了多少黨費。“文革”中，有人來揪鬥他，因為他不同意他們揪鬥批判楊沫同誌，他們就衝他來了。以為一揪他就害怕了。他們揪他的脖領子，他也揪他們的脖領子。他們罵他一句，他也罵他們一句。他們罵他什麼，他罵他們什麼。他們嚇壞了，沒見過這樣的作家。在這之前，他真的沒罵過人。他說：“小子，咱們把骨灰燒出來，扒拉扒拉，看看誰幹淨？你就是工人了？我不相信，你代表不了工人。他尋思我拿多少稿費存了一大筆錢呢，說我是‘稿費資本家’。他吵吵的時候，我們‘對立麵’的人就扯他，提醒他‘別提這個’。‘對立麵’也知道我這個底。”浩然說，這次到薊縣坦克部隊去，二十五天裏，用一周時間寫出了小說《三把火》，用半個月時間，拉出了《金光大道》第三部的初稿。最近準備出國到日本訪問，是一個藝術家代表團，有畫家關山月，還有幾個演員。大約出去一個月。浩然讓我幫他看看幾篇講話稿的打印稿，讓我大膽勾一勾，共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