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專家訪問，他開列了誌民的書目，在本子上寫：“你最喜歡自己的哪一部作品？”誌民笑笑，在他的本子上寫一句：“我還沒有寫出來。”
誌民講，他1926年5月10日生於河北宛平縣門頭溝區。1938年12月參加革命，父親和哥哥也都出來了。父親是鄉村知識分子，教師，鄉長。誌民給地委書記當勤務員。誌民說：父親的古文底子厚，在文學上相當有影響，他寫舊詩和新詩，還寫小說，寫了許多沒有發表。他的毛筆字寫得很好。他會醫道，從小跟他出去給人看病，使我對農村社會熟悉，接觸的社會麵比同齡小朋友要寬得多。我八九歲就到了北京，住小街。十四歲到河北淶水入抗大四團（四分校），在晉察冀山溝裏，校長肖克，分軍事隊和政治隊，我在政治隊。十三歲時秘密參加了農先，這是黨的外圍組織，十五歲也就是1941年11月1日從農先轉黨。當時的政治處主任是現廣東省委副書記，最近他還寄來本他的詩集，他懂文學，寫舊體詩，校歌就是他寫的。我十五歲給肖克當譯電員兼機要員，送電報不分早晚，見肖克用紅筆圈點看古書。肖克每天寫他的長篇小說《羅霄軍的奔流》，一直沒發表出版。機要科有一女同誌給他抄電報之外給他抄小說，反掃蕩時，專有一人背著他的小說。抗美援朝之前，我到石家莊步校看肖克，問他：你還認得我嗎？他說：怎麼不認得？你當時是十幾歲的娃娃嘛！記得當譯電員時，肖克有好東西不舍得吃，讓我們幾個小譯電員吃。
“總覺得匆匆忙忙地趕路！”誌民回憶起自己參加抗戰，解放戰爭打天津，抗美援朝，土改，合作化，1964年到山東膠東地區參加“四清”，在工作團分團任總支書記，每天開會到下夜1點。從當譯電員、連隊指導員、機關教育幹事、組織幹事、宣傳幹事……到訓練“解放”過來的軍官，在清風店，訓練“青年軍”的軍官，有一個給蔣介石當侍衛長的，他們都挺服的，後來有的入了黨，我在軍大做報告，介紹工作經驗。1947和1948年兩次參加土改，在河北省易縣和淶源縣。第一次在土改工作隊當隊長，從軍隊調去的，說我右傾，我想得簡單，土改就是解放生產力，分東西，隊員是從農村調來的幹部，他們問：“一個人也沒殺啊？”我把地主弄起來搞生產，搞深翻地。分浮財，先搞方案，貼條子，直接從這家搬到那家，有秩序，不是把櫃子、桌子、缸什麼的弄得滿大街。解放戰爭中撤回來，進北京，配好的軍校幹部，做教導員，在良鄉等半個月，北京解放了，就到天津，參加解放天津的戰役。那時我一邊工作一邊寫東西。有一位百花文藝出版社的老編輯，他編過解放區的《冀中導報》，我在上麵連載過《北上漫記》。我的小說選是1946年到1957年的作品，共三十多篇，選了二十多篇。十六歲時寫過一個中篇小說《浪中人》，寫戰爭生活，寫熟悉的身邊的人。小說有五六千字，發在部隊小報上。當時沒有書看，有一次，一個人從地主家拿到歌德的《浮士德》，還有蔣光慈的小說、郭沫若的新詩，舍不得丟掉，行軍背著。父親參加革命，抗戰時腿腫走不了，在家養病，解放後一直冤枉死。父親的文化是奶奶教的，奶奶是在有文化的村子長大的，奶奶的父親有文化，奶奶的丈夫死了，嫁給了農民。父親出去幹活，回來得在奶奶麵前跪著背《論語》、子曰。父親在一個礦上做中醫，群眾願看中醫不願看西醫，小衛生所的頭頭嫉妒，在反“右派”時把父親整了，下放公社放羊，公社醫院用他。父親是個耿直的人，一次帶誌民在頭門溝小鋪棚子裏吃燒餅老豆腐，見一個二流子欺負一個山裏的陌生老鄉，父親看不過，打了那二流子嘴巴，並且叫號：“那是六分所，你去告我吧！就是不許你欺負山背子！”“文革”前，礦長說這個事處理錯了，你還回來吧！沒等辦完手續，“文革”開始了，礦長被打倒了……誌民說他有一個叔叔，原河北省委常委，是家鄉才子，做過縣委書記。1957年打成“右派”，老婆離婚，他把家存全部的錢近兩千元交給老婆，他自己一分沒留。孩子與他斷了父子關係。他硬氣，照樣交黨費，每月給省委寄，寫共產黨員某某某。前年來，問題解決了，到河北駐北京辦事處看他，人不在，床上扔個破棉襖，人已住進了安定精神病醫院！平反後，他把平反的錢捐建圖書館了，自己房子裏隻有臉盆和牙具。孩子結婚他給十元錢。
晚9時，在黑龍江省軍區招待所25號樓，誌民接著給我講他的身世和經曆。因反江青罪名進了監獄，從1968年5月8日直關到1971年11月。誌民一次到獄中的醫院看病，從醫院的玻璃窗發現自己頭發白了！對死曾做過多次設想，自己住進了監獄，全家要下放到黑龍江，雅文想把生病需要住一個月院的十三歲的小女兒張燕放到一個人家去。雅文提著雞去她妹夫家，妹夫是造反派，沒收留。是在動物園喂動物的鄰居朋友家把孩子收留了。雅文走時，鄰居還拎點心匣子到車站送。
1982年6月29日
與黑龍江省作家協會的黃益庸、梁南、中流、巴波等人會見並交談。
在黑龍江省軍區招待所見到到此訪問的北京作家雷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