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素模型的創始人是19世紀法國文學史家丹納《英國文學史》則是這一模型的公認典範。他的18世紀意大利曆史哲學家維柯的《新科學》開始了文學研究與社會曆史的真正交融，他把文學放到人類社會曆史起源的背景中去考察，發現詩起源於原始人對天神的想象與記憶。法國斯達爾夫人在《從文學與社會製度的關係論文學》中，從社會製度（宗教、風俗、法律、地理、民族性格等）的差異考察不同民族文學的差異：“我打算考察宗教、社會風俗和法律對文學有什麼影響，而文學反過來對宗教、社會風俗和法律又有什麼影響。”這使得西方文學史研究中社會中心模式開始具有了某種雛形。這一雛形還與其他一大批人的努力聯係在一起，如德國批評家赫爾德（1744-1803），他在《論近代德國文學》中要求文學史保持總體觀念的同時首先要體現出一種啟迪精神，文學史應當為人們的“自由與精神振奮”指明道路，為促進“民族自豪感’，作出貢獻，並成為“人民進步的引導者”。在這裏，文學被打上了政治要求的烙印，被賦予了促進社會發展的功能，文學史被納人到社會一般發展史過程中去考察，文學史成為社會整體中的一個部分。稍後些的赫爾曼？馬格拉夫（1809-1864）也說到：“有必要花力氣去尋找一條主要的線索，通過廣泛而深人的探索，指出過去的文學時代的主要發展道路，並闡明什麼是我們人民的性格本質，史是如何進步的，以及曆史、文化和文學是如何互相促進。‘據客觀的形勢和公眾的趣味產生失敗的形式和成功的式，為什麼會產生這些形式的。”由此，一條在社會時代格局中認識文學史的思路已經清晰了，不過真正將這一思路模型化的是丹納。
丹納認為“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屬的時代的精神和風俗概況”①，他在《英國文學史》的“序言”中把這種時代精神和風俗集中概括為種族、環境、時代三種力量。種族指族類人種特性，包含人的先天的、生理的、遺傳的因素。環境指種族生活於其中的自然環境（地理、氣候）和社會環境，他尤其強調地理、氣候的影響。他舉例說，居住在寒冷潮濕地帶的種族，受憂鬱感覺的困擾，傾向於狂醉、貪食，渴望戰鬥流血，而居住於風景優美、氣候宜人的海岸或風景區的民族，則向往航海或商業，偏愛社會事物、雄辯術、科學發明、藝術等。時代指種族的文化傳統在一定階段或時期的情形，包括政治、哲學、宗教、藝術、社會心理等，是種族特性與環境得以在其中發生影響的“印有標記的底子”。丹納認為文學根本上決定於這三種力量。種族是內部主源，環境是外部壓力，時代是後天動因。這就是“三元素說’，，以此落實於文學史研究則構成丹納的三元素模型—種族力量之於文學作品如同種子之於植物，構成文學機體產生、發展的內在源泉，環境對於文學則如土壤對於種子（“環境的醞釀、發展、成熟、腐化、瓦解。通過認識的擾攘運動，通過個人的獨創與無法逆料的表現，決定藝術的”）時代則是種子發芽生長的具體氣候。這裏丹納受19實際自然科學特別是達爾文進化論影響，認為文學通植物一樣，是有低級到高級不斷發展進化的。因此三元素模型中隱含著一個進化論的思維方式。三元素模型在當時文學史研究主要從既有觀念出發貨僅僅就作品、作家本身進行割裂的研究的情形下，主張從文學所得以產生的種族，環境，時代背景來考察總體的文學史流程，無疑及地點豐富了文學史的視野。
但不久，丹納過於強調生理、遺傳、地理、時代，卻又將時代歸結為“精神”、“心理”領域，機械地認為文學與時代精神是一一對應的關係，忽視曆史因素，不能從經濟基礎、生產力發展來說明文學史發展的弊端也就顯露了出來。最終這一模型為曆史/審美模型所取代。曆史/審美模型源於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人之一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一封信。恩格斯在那封信中說：“您看，我是從美學觀點和曆史觀點，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標準來衡量您的作品的。”③比之於三元素模型，曆史/審美模型真正實現了偉大社會曆史感與審美藝術性的結合而成為一種影響最為廣泛的文學史模式。
這種模式的哲學基礎是唯物主義的物質本體論。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發展導致社會整體結構的變遷，意識形態領域內政治、法律、文學藝術各種類的相互關係原理，經濟發展與文化發展的不平衡原理，階級社會中意識形態的階級這一元話語的核心屬性原理等構成這一文學史可以用馬克思在《政治經濟》的一段經典性概括來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誌為轉移的關係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和政治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活的生產方式製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徽德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隻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侄桔。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①曆史/審美模式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要將文學作品放到這樣的宏闊的整體曆史洪流中，看它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曆史內容”是否契合了社會曆史潮流的要求，是否代表了進步和發展的傾向；而曆史/審美模式的另一要求是作品的思想內容與作品的藝術形式必須有機結合，必須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以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達到思想性與藝術性的統一。
從理論上說，經典著作家創設的這一文學史模型是一個相當完美的模型，它不僅透徹地說明了文學史發展的原因與動力問題，而且能夠科學地說明文學史變異性的速度的加快或減慢，從而從曆史的和邏輯的兩個方麵將文學史整合為一個統一的流程。但是在實際操作的過程中，這一模式卻常常會被庸俗化，如曆史分析常常被簡化為政治分析，曆史審美文學史模型弱化為”進步文學與反動文學鬥爭消長，”主流文學（現實主義）與非主流文學鬥爭史模型。如20實際50年代後期，北京大學、複旦大學等高等學生集體編撰的《中國文學史》，明確提出以“現實主義與飯現實主義的鬥爭現”和“民間文學主流”論為中國文書學史的規律，把文學史上的各種傾向簡單地滑軌兩大陣營（連極其浪漫主義也成為現實主義的特殊形式），兩者之間的差別消失了，凡是不能歸入現實主義範疇的文學現象，都被驅趕到反實主義一邊去，而“民間文學主流論”則一方麵美化了民間文學，另一方麵又把一大批優秀作家逐出“主流”，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對曆史/審美模式的科學構思。這一點直到80年代初才有所改變。伴隨著文學史觀念探討的進展，實際的文學史研究近年來也取得了紮紮實實的進步，雖然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出現一本完全符合曆史/審美模式的經典構想的完整的自成體係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問世，但是毫無疑問，曆史/審美模式是一個大有前途的治史模式，在新的時期它必能開出新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