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時代的發展，西方新馬克思主義對文學史的理解又有了新的發展。
近年來由於薩義德以及福柯的緣故，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眾多思想家中葛蘭西的思想受到特別重視，特別是他的文化領導權與文化革命理論。他把文學藝術和政治實踐緊密地聯係起來，指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政權維係“表現在兩種形式，—在‘統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領導’的形式中”換言之，現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二（政治/經濟）統治+（文化）領導權。所謂“領導權”其實是一種文化霸權，統治階級除了依賴有形的國家專政暴力來維持社會的政治經濟秩序以外，還必須具有意識形態中的文化領導權，以使被統治者在心理觀念上順從和滿足於現狀，使整個社會成員在思想觀念上保持一致。資產階級利益之所以占統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僅因為資產階級國家的強製力量，還因為資產階級的文化領導權，它使資產階級世界觀經過了一個複雜的俗化過程，然後滲人到從屬階級之中，這個過程的最終產物是群眾哲學的出現，這種哲學也是在普通人中間廣為傳播的民眾的常識。隨著民眾常識傳播得越來越遠，群眾愈發服從強加給他們的遵奉統治的資產階級所確立的規範、道德、習俗和行為。因此，“革命”不僅應是經濟、政治的宏觀改造，還應爭奪文化領導權，改變日常力量下麵製約著個人個性心靈發展的力量。
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受到福柯的重視，成為他的話語一權力理論的一個理論源泉。福柯認為，“話語”和“權力”是構成社會文化的活的因素。“話語”是語言（langue，人類代傳的｝語法、句法、詞彙、社會法典、規範、標準）、言語（parole，個別行為）之外的第三種因素，意味著一個社會團體依據某些成規將其意義傳播於社會中，以此確立其社會地位，並與其他團體形成交合。不同話語的區別性在於其“話語形構”，種種不同的“話語”構成我們的文化“檔案”，文化“檔案”構成我們文化的“無意識”。一個人永遠也無法知道自己時代的文化檔案是什麼，因為它是我們說話時的“無意識’，。與此相聯係的是“權力”，一個社會中的各個層麵都有特定“話語”存在，這些。。話語”組合起來，合成一個填密的網，駕馭其成員的思維、行動，使該社會的所有活動都受這種特定“話語”的定義和限製。話語一與權力密不可分，真正的權力必是通過話語來實行的。
在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及福柯的“話語一權力”理論影響下_美國伯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格格林布賴特指出一種“心裏是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在反對文學與種族、環境、時代的因果決定關係，反對客觀決定論上與丹納為代表的就曆史主義向區別，而在文學隨著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運動，支持美學批評與曆史批評統一，通過考察作家是否藝術地反映寧他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生活和曆史發展趨勢，確定作家、作品的價值和文學曆史上的地位方麵又區別於曆史唯物主義，從而在三元素模型、曆史/審美模型之外構建了特殊的文化/權力模型。這種模型認為作品或修辭，因為都有其社會一文化背景和政治意圖，當我們研究其曆史時，必須將之放入其語境中，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闡釋中“重建”文學發展的麵貌和位置①。因此文學曆史不是由事實所構成的一種穩定不變、結成一體的東西，而是文化一權力的動態實現體，是總體文化現象中的一種功能、運動和關係，其意義也在這些功能、運動和關係中產生。文學史研究既需反對文本中心主義又需反對主體中心主義，而必須強調文學敘事研究，必須結合其他的話語係統，洞悉其背後的動因和權力關係，將文學史引申為“話語形構”（discursiveformation）及文學話語與其他話語係統之間的互動發展關係史。那麼文學史研究者的任務就是要把握其中所謂“內部”的話語形構的各種因素和“外部”的控製文學話語形構的各種關係。福柯認為，話語形構的主要要素是‘。聲明”（statements），而控製“聲明”則是權力關係決定的規則，可以說，控製話語之間的互動關係的最基本因，是權力，就強調“形構”、“互動”、“權力”、“關係’，而言，文、。理權力模型的文學史觀念是動態的、非中心化的。概而言之，文灌椒權力模型堅持文學作為一種交流形式是一個時期流通的文-化權的表達，是這一時期“話語/權力”散播的形式和結果。所以文學史既不應在文學自身的語言、形式上兜圈子，也不應陷於種族、環境、時代或政治、經濟、階級鬥爭對文學的決定性關係中，而應以“文化/權力”為兩元，根據一個特定時期的文化方式，以曆史的“文化文本”來闡釋文學作品，尋找作品話語和整個時期的“話語/權力”形式的內在的隱含關係，去看文學作品如何既是一定時期“話語/權力”所形成的文化力量的表達，同時又是作為作者出自深層意識的自由要求的創造，從而與正統觀念相區別，破壞正統觀念，促使“知識型構”轉型的。它要求文學史家把文學看做是某一曆史時期的由“話語權力”決定的文化力量的表達，受曆史文化本文限製，又反作用於曆史文化本文，並從此關係出發擴大自己的文學視野為文化視野，增加對曆史風俗、民間傳說、通俗作品的研究，指明文學作品中一定曆史的“文化/權力”結構中的保守或顛覆性觀念。所以總的看來，“文化/權力”模型對文學史研究來說是一個可以借鑒的模型，完全可以拿來豐富我們的文學史治史思路。
就社會中心模式而言，、氣代西方女權主義模型也可以歸人其類，而在中國又有以“文以載道”傳統為基礎，自梁啟超始發端成形的社會功利七義模型。這兩個模型雖然有特殊角度的洞見，但同時更有嚴重的盲視，理論構思本身就有缺失更談不上將之付諸實踐的成功範例了，所以此處不做究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