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心模式指認作者為文學史意義的發源地，是文學作品得以解釋、理解的依據，從而將作者視為文學史研究的著眼點。其論述圍繞作者這一主體展開，這是它的本質特點自不待言，但是作者中心模式下不同模型對作者的性質的認識並不一致，依據這種對作者本質的認識的不一致，作者中心模式又可以分為三種基本模型：社會學作者中心模型，人格學作者中心模？裏，心理學作者中心模型。
社會學作者中心模型將作者看成是一定社會環境製約下的社會的人，他是理性的能動的認識主體，社會生活經過他的能動反映，而轉化為審美產品。作者是社會生活和文學作品之間的中介，他的中介地位是能動的，但不是純主觀的，因為他本身也是作為某種社會關係的產物而存在的，是一定社會曆史條件丁的被決定物。這一模型有如下特點：一是社會決定論，認為作灌作為文學史創作主體是其所由生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衍LL物，自然環境如地理、氣候會對他產生影響，同時社會環境如某個特定時代和地理區域的政治、經濟、風俗、文學傳統等更會對他產生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決定性的。換言之，作家文學創作的麵貌也就是這種影響作家的社會自然因素的直接或間接的反映，因此要研究一個時代的文學狀況就首先必須研究作家的生存環境是如何作用於作家的。
如唐代詩人王維，他的詩作表現出紛繁複雜的麵貌就是時代生活對他的人生扭曲折轉的直接寫照。開元九年（721年）王維中進士，後因伶人舞黃獅子坐累，滴濟州司庫參軍，開元二十二年（734年）被宰相張九齡摧為右拾遺，二十五年（737年）為監察禦史，奉使出塞，在涼州河西節度幕兼為判官，開元末為殿中侍禦史，開元二十八年（740年）至天寶三年（744年）至終南山輛川隱居，天寶十五年（756年）安祿山兵人長安，王維被縛，迫為給事中。“安史之亂”平息後，因陷賊官論罪。因少有才名，青雲得誌，王維有樂觀積極的政治詩，因出使邊塞有氣概淩雲的邊塞詩，又因多次蒙滴而趨隱趨避又有山水田園詩、隱逸詩。王維詩歌中積極進取又消極退隱，關心民生疾苦又求靜求淡以及詩歌風格卜的豪放灑脫與優美沉靜的鮮明對比惟有從其一生的獨特遭際中才能得到解釋。
再比如雨果。法國浪漫文學大師雨果很早就在文譽和地位，但那時他的作品還流於一般。莫洛亞經過仔析雨果的傳記材料，認為促使他的創作向深度發展的，心靈上的痛苦，而這痛苦主要就來源於他夫人阿黛爾和聖的隱秘的愛情。這種糾紛時時折磨著雨果，使他不僅親曆的成功、歡樂之情，而且也遍嚐挫折、失意、憂鬱之果，這一點慈是使他的創作走向沉宏深鬱的原因。
又如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如果沒有對歌德本人愛上了朋友的未婚妻而感受到無盡的痛苦與折磨的了解，就很難舜滿地解釋和理解小說所傳述的維特愛上一名叫綠蒂的姑娘，綠蒂已同別人訂婚，而引起的維特的極度憂鬱與絕望。
在這裏，作家的社會生活被理解成了作家創作的源泉，其中包含著作家所有文學創作的隱秘，因而也對文學史發展構成了最直觀的可能解釋。因此，文學史研究首先是對作家及所處社會生活的關係的研究。
社會學作者中心模型的第二個特點是作者主宰論。這種模型將作者看成是理性的人，因此，主要是從理性角度來看待作者的認識能力、寫作能力，來看待作者的審美活動。將作者的審美思維定性為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的辯證統一，抽象思維中滲透形象思維，形象思維中又隱含抽象思維，因而雖然審美思維具有混整性、意象性、意會性，但它的產品—文學作品依然具有對社會生活的真實反映力，也因此具有社會學意義的認識功能。這種認識功能的依據是作者創作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理性的、有目的的，是他所意識到的思想內容的物化、審美化過程，因而“作家賦予作品以思想”，作者成了作品的思想性的終極解釋者，因為“他知道他想通過作品來反映什麼’，。這裏對作家的分析就轉為對一定社會背景之下的作家的思想狀況的分析。因為“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就取決於作家在作品中想表達什麼”對作家創作意圖進行發掘與分析，以此自助對作品的分析，把握做頻道住址，串聯文學史線索，這是這一模型的一個優點，在這一點上它明顯地區別於那種將作家邊緣化，房主出文學史的形式主義文本中心模式。事實上，也的確，在許多場合，作家的創作意圖往往作為一種揭示而引導人們進入到作品中去，入巴爾茶客《人間喜劇》，雪萊《伊斯蘭的起義》等都是打開他們小說之門，進入其思想藝術寶庫的唯一要是，。不僅作家直接表明其創作意圖的那些文字，有時是那些作家論述別人，評論別人的文字更有益於文學史家分析作家的創作。
如蕭紅曾與聶給弩談起魯迅的小說：“魯迅的小說的調子是很低沉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說是動物性的，沒有人的自覺，他們不自覺地在那裏受罪，而魯迅卻自覺地和他們一起受罪……我開始也悲憫我的人物，他們都是奴隸，一切主子的奴隸。但寫來寫去，我的感覺變了。我覺得我不配悲憫他們，恐怕他們倒應該悲憫我咧！”①由此，我們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蕭紅感受、消化、理解自己的體驗、自己的苦難的結果是把個人的不幸、女性的痛苦同群體的生存境遇聯係在一起，從而在她的作品中逐漸地出離了悲憫，也出離了憤怒，使自己的筆自覺地“對著人類的愚昧”②。
社會學作者中心模型是一種經過了近百年文學史治史實踐檢驗的成功模型之一，它在認識作家與社會、作家與作品的關係，並以作家為，｝：介溝通文學發展與社會發展等方麵可以說是卓有成效的。但也正是在這些方麵，它又同時表現出缺點來，如在處理作家與社會生活的關係時往往墮入機械的社會決定論，在處理作家與作品的關係時有時過分倚重作家，在作家與作品之間太多地尋找聯係，甚至畫等號。更本質的缺陷還表現在，社會學作者中心模型對文學史的描述往往是外部的，不能深人到作家的心理深層，以及研究作家審美心理內在機製的變化史中去。社會學作者中心模型的認識論根基、理性主義規範妨礙了它在此處的深人，這一缺陷可以說是致命的，這也是目前為止，國內絕大多數以作家論（實際為社會學作者中心模型寫的）為貫穿線的文學史質量不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