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心模式的第三種模型是心理學作者中心模型。這一模型的根本特點是將文學史現象看成是作者的心理事實而加以研究，用心理學的眼光為文學史撰述和研究尋找依據。但是這種模型並不是要求文學史家關心作者所有的心理學問題。正像人格學作者中心模型中，文學史家對作者人格的關心是為了解釋和理解文學曆史現象，心理學作者中心模型中，文學史家關注的也是有關作家的創作動因、創作流程中作家心理意識的作用機製，以便更好地實現文學史理解。這一模型的典型心理學方法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式。弗洛伊德曾經成功地解釋了諸如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瑪卓夫兄弟》中的“就父者”的性格等一係列文學史問題。弗洛伊德對於其精神分析學說的自信可以從下麵一段話中見出：“精神分析之為科學，其特點在於所用的方法，而不在於所要研究的題材。這些方法可用以研究文化史、宗教史、神話學及神經病學而不失其主要的性質。”①精神分析方法也完全適用於文學史研究。盡管這一方法自誕生以來就一直處於不斷的受抨擊、受排擠之中，但是這一方法的若幹方法論信條還是在文學史界擴散開來，以致到現在幾乎成了眾人皆知的常識，如人的心理結構分為意識、前意識、潛意識，文學是人的潛意識的外泄等。
弗洛伊德對於文學史現象的觀察與研究是由他所構想的心理結構及其潛意識理論出發的，他通過心理結構，特別是通過潛意識的研究規定了文學藝術作為心靈事實的理論依據；其次，弗洛伊德以潛意識的外泄物—“夢”為參照，將文學藝術作為“白日夢”展開評論，通過夢的分析，實現文學藝術史的分析；最終，弗洛伊德在“原本”思維定勢的作用下，發現了文學藝術作為心理事實的原初本質—文藝是本能的升華與原型的複現。關於這一模型的一般原理，筆者不想再過多地進行複述了。這裏隻就這一模型在文學史操作中的某些具體問題展開評論。
1。曆史研究卻導向非曆史的問題。
文學史研究在心理學作者中心模型下存在著非常嚴重的非曆史化傾向。針對曆史材料，得出的卻是超曆史的結論，如弗洛伊德對《俄狄浦斯王》的分析，弗氏講到：“如果《俄狄浦斯王》感動一位現代觀眾不亞於感動當時的一位希臘觀眾，那麼惟一的是這樣：_它的效果並不在於命過與人類意誌的衝突，而獷考邵擠一衝突的題材的特性。他的命運打動了我們，隻早史士萬育可”絨為我們的命運，一因為在我們誕生之前，神諭把ICJ樣的咒語加在了我們的頭上，正如加在他的頭上一樣。也許我們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把我們的第一個性衝動指向母親，而把我們第一個仇恨和屠殺的願望指向父親。我們的夢使我們確信事情就是這樣。俄狄浦斯王殺了自己的父親拉伊俄斯，娶了自己的母親伊俄卡斯武，他隻不過向我們顯示出我們自己童年時代的願望實現了。”而弗氏在分析《哈姆雷特》時指出，“哈姆雷特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不能對殺死他父親，篡奪王位並娶了他母親的人進行報複”，因為，“這個人向他展示了他自己童年時代被壓抑的斌父願望的實現。這樣，在他心裏驅使他複仇的敵意，就被自我譴責和良心的顧慮所代替了，它們告訴他，他實在並不比他要懲罰的罪犯好多少”。弗氏對兩個相隔數個世紀的文本的分析得到的卻是超越曆史洪流之外的相同的“俄狄浦斯情結”的結論，這裏“史”的性質受到削弱是無疑的。當然，弗氏也指明了：“（（俄狄浦斯王》中，作為基礎的兒童充滿願望的幻想正如在夢中那樣展現出來，並且得到實現。在《哈姆雷特》中，幻想被壓抑著；正如在神經病症狀中一樣，我們隻能從幻想被抑製的情況中得知它的存在。”①這樣就展示了“俄狄浦斯情結”表現方式的曆時性變化，但這種曆時性是有限的，並不能完全消餌弗氏將文學史對象當作共時的範疇加以處理的情況。當然，我們這樣說並不一定意味著這是一種缺點，相反我們倒是以為，與其讓文學史被那種毫無邏輯的“時間鏈”縛死，而表現為一種毫無生機的“編年情況表”，不如將之按邏輯方式整合為共時性範疇加以認識。
2。精神病理學化的問題。
不可否認，弗氏本人使用心理學作者中心而進行的文學藝術史研究是充滿創造性的，智慧的頭腦的天才的產物，到處都充斥著神來之思，是一顆無比這種天才的發現力、創造力並不是人人都具有的。而另一方麵，弗氏的論文又表現得過於專業化—也就是精神病理學化，需要濃厚的精神分析學興趣及經驗的支持才能從事這樣的寫作。所以弗氏的心理學作者中心模型在他自己構思之時便已經創造了高不可及的操作範本，使一般人除了望洋興歎或亦步亦趨外難有更大的作為。
3。弗氏的心理學過於精密，它構成了一個無微不至、全麵包含的嚴密體係，使你要麼接受他，要麼反對他，無法半接受半反對。
許多人，包括榮格等的這種嚐試都是失敗的，榮格後來背叛弗洛伊德其實正是因為其老師弗洛伊德的體係過於嚴密。質言之，弗氏理論缺乏理論模型原應具有的理論冗餘度，沒有為後來者的創造性發揮留下應有的空間。
我們以為正是上述三個原因使得弗氏的方法在熱鬧了一陣以後便悄然沉寂了。國內20世紀80年代形成了一股弗氏熱潮，但大潮退去卻並未真正留下什麼文學史治史成果，國內僅見的是餘鳳高的《“心理分析’，與中國現代小說》，但嚴格說來這並不是一本文學史專著。但是我們並不認為這一方法已經失去了它的對於文學史的效力，隻要哪一天，弗氏的論美文集中的那些文字依然閃爍著詩性與智性的光芒，讀來使我們感佩不已，那麼這一模型的潛力就依然存在，它之所以未能充分顯示出半，隻是因為它在等待著可以與它相媲美的詩性、智性之人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