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推導出韋勒克的一個極重要的觀點：曆史隻能參照不斷變化的價位係統來寫，這些價仇係統則應當從曆史本身中抽象出來。十年後拓勒克在另一篇淪文《文學理淪、文學批評與文學史》中進一步深化了這個論點，他認為“老式的絕對淪行不通”，必須拋棄“一個永恒的、限定嚴密的標準的設想”。發展的係列可以依據價值或標準的係統構建起來，但是，這些價值本身隻能產生於對這一發展過程的觀照之中。
觀照的一個方麵就是作品淵源和相互影響的關係的研究，它可以讓我們“確立每一部作品在文學傳統中的確切地位”，明確一個文學家是如何在一定的傳統內進行創作並采用它的種種技巧從而改造了傳統的。這種作品之間關係的研究又可以分成兩種進化係列類型：一種是就同一作家而言的一係列作品的發展係列；另一種是就某些作品的某一特性而分離出來的探索其向某種完美類型發展的過程，它既可以就一個作家，也可以就一個時代、一個民族文學的總體出發去研究，可以就作品的主題和母題進行分類曆史研究，也可以就文學類型的形式的曆史進行研究。而韋氏認為“文學類型史無疑是文學史研究中最有前途的”。
這裏牽涉到文學史時期的劃分。韋勒克認為文學史分期應該純粹按照文學的標準來製定，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範、標準和慣例的體係所支配的時間的橫斷麵，這些規範、標準和慣例的被采用、傳播、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加以探索的。“當然這並不是意味著我們必須把這一規範體係作為繩索接受萊束縛我們自己。我們必須從曆史本身中抽取這一體係，即我們必須從實際存在的事物中發現它”—這是韋勒克一再強調的。
文學上某一個時期的曆史就在於探索從一個規範體係到另一個規範體係的變化，辨出一種傳統慣例的衰退和另一新傳統慣例的興起。一個特定時期，不是一個理想類型或一個抽象模型或一個種類概念的係列，而是一個時間上的橫斷麵。所以時期範疇與種類或類型範疇不能混淆。一個時期的文學係統的變化，部分是由於外在原因，由社會的、理智的和其他的文化變化所引起（韋勒克並不完全否認文學的外部原因），但更是由文學的內在原因，由文學既定規範的枯萎和對變化的渴望所引起。
韋勒克進一步認為文學史中“更深入和更廣泛得多的問題”是編寫一種整體的民族文學史。但是“由於整個結構要求參照那些本質上是非文學的材料，要求考慮民族道德和民族性格這些與文學藝術沒有多大關係的內容，所以要探索一個民族文學的曆史是困難的”。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一下韋勒克的文學史模型。一、應該將文學“作為一門藝術”，文學史應以純粹的文學內部考察為主，盡管有時外部考察也是必要的。二、文學史考察或者說文學中建構可以分為三個層麵：①類型史；②時期係統變遷史；③整體的民族文學史該反對絕對論。三、文學史考察的根本問題是它的標準回題，應該反對絕對論——那種認為可以依賴超曆史的標準、永恒的標準來衡量曆史的法進行曆史考察思想，但也應反對懷疑主義—認為文學史無、無標準可言的思想，而應堅持文學史的標準來源於文學史過程本身的動態的標準觀念。
這樣，韋勒克就將自己的文學史模型與那種將文學史看作是作家寫作史、讀者閱讀史或社會反映史的模型區分開來，既反對了絕對主義、曆史決定論，又反對了懷疑主義。無疑就追求文學史對文學本體係統的變遷作出內部反映而言，這個模型是創造性的，但是正如韋勒克本人所言：“我們畢竟還隻是開始學習如何從總體上去分析一部藝術作品，我們所使用的方法仍然非常笨拙，這些方法和理論基礎仍然還在不斷地變動”，因此要徹‘底實現一個構想，“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做”。
寫到這裏，也許我們應該對前文討論的各種模式進行“綜合”，去各種模式之短，取各種模式之長，形成一種新的構想。但是我不準備這樣做，因為我們已經不再相信這種所謂辯證的取舍。無論是站在各種現在模式之外對之進行取舍，還是立足於某一種模式然後“有機”地結合其他模式所長，除了導致智力上的混亂以外，根本不可能產生一種超越現有各種模式，隻有長處、沒有短處的超級模式。不要說完美的東西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中不能存在，就是單從現有文學史各種治史模式在理論上的自洽性角度講，它們彼此間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揉合，因為它們在有關文學的本質，文學史認識的方法、原則方麵根本就不是互容的二那麼，能不能取消“模式”？有模式意味著要依靠一個統攝一切的元話語，意味著要依靠一個中心一邊緣結構，著力將充滿偶然性的分裂的文學史世界統一成一個一維的有著統一意義與價值的曆時性鏈條，這必然以舍棄更多的“邊緣”、更多的“意義”為代價。
因此，我們以為其實可以有一種開放性的文學史，這種文學史保持了文學史文本及文學史記載材料的零散性、偶然聚合性和不斷的分延性。不以一個統一的中心來輻射文學史全程，不以一個統一的邏輯或線索來勾連文學史曆時，而代之以一個又一個的邊緣性論述，讓這些邊緣性論述彼此構成一張網絡，從而在量上構成對文學史方方麵麵的包羅，但在質上依然保留大量的空白、互交、相悖。這種文學史或可稱作反模式的文學史。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依然對創造性的文學史操作模型的誕生抱期待的態度，隨著漢語文學史研究的深入發展，我們也相信必然會有更多新的治史模型被提出並付諸中國文學史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