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一個文學史家的著述20年之後，甚至是在10年之後，不被人們看成是陳舊得可愛的、散發著時代偏見和派係成見的、論證依據很不充分的，已經很少見了。這是否是文學史職業的一個宿命？從事文學史著述是否注定要領受被遺忘、被推翻的命運？文學史家曾經沉醉於其中的那些陳述，那些真知灼見就注定會被當成是信口開河？也許我們也可以舉出另外一些例子，如勃蘭克斯、丹納，然而他們的命運又能好多少呢？換言之，文學史家的職業其本身還是值得思索的問題。文學史家何以有權對曆史說話，應該怎麼說話、說什麼話？他代表他本人說還是代表曆史上已經存在過的人們而說？他是代表現實說還是代表曆史說？他又為誰而說？過去我們對這些從未思索過，因為我們認為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事實卻往往並非如此。文學史家一方麵應該是一個藝術家，另一方麵他還應該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曆史學者，他應同時具備藝術家的激情與學者的嚴謹，他應是詩的想象與哲學的思辨的融合，從本質上說他應該是社會學者中最具有曆史感的那一種人，然而為什麼事情恰恰相反，他們的著作成了這個時代最沒有曆史承受力的？
第一節曆史與現實之間
文學史家自然首先是那些孜孜不倦地捕捉各種文學曆史素材，沉酒於文壇往事的陳述之中，在昔日的世界中品味曆史知識的韻味的那種人。然而很顯然僅有曆時感，對往日著迷，對一個文學史家來說是不夠的。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純粹的與現實毫無聯係的曆史興趣，巴格比說：“曆史學家所需要揭示的並不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所領悟的，讀者對這樣的過去沒有直接的興趣。”①其實所謂文學曆史學家就是那些按照當前的領悟來展示過去的文學作品與文學事件，以當代人的趣味來展示過去，從而說明過去的文學風格是如何與我們當下的文學藝術等精神生活緊密關聯的那種人。也正因為如此，不同時代的人們才不斷地需要新的文學曆史撰述者，如果文學曆史是一種可以一勞永逸而成為真理的類似於自然科學的知識，那麼我們這個時代的絕大多數文學史家就該無所事事了。而事實並非如此，就是因為人們對當代文學的領悟需要得到曆史的支持。人們對曆史的興趣之所以是不斷地變化的，就是源於人們在現實的文學流變麵前遇到了與以前不同的問題。
也就是說，文學史家生活在曆史與現實的夾縫中，他的曆史感是以灼熱的現實情懷為基礎的，也許對一個文學史家來說現實情懷還更重要一些，它決定了一個文學史家在多大的程度上能與現實進行對話夕也就是說，純粹的文學曆史是不必要的，它並不是我們的時代所真正渴求的。
事實上，純粹的不受當下文學問題影響的文學史也是不可能達到的、海德格爾認為任何理解與認識的可能都要受到三個先決因素的製約。一是“先有”每個人都是一生下來就存在於一定的文化中，曆史與文化在我們意識到它們之一前就已經先占有了我們，而不是我們去占有曆史和文化傳統。正是這種存在上先有作為我們認識和理解發生的先決條件，使我們有可能理解曆史、文化和傳統。二是“先見”、：它是我們在思考和理解時所借助的語言、觀念以及運用語言的方式。語言、觀念和運用語言的方式自身會給我們帶入先人的理解，這種先入的理解將參與我們所有的理解行為並影響其結果、，三是“先知”。在我們理解和認識新的事物之前必須具有一定的知識儲備作為推知未來的起點和參照係，它是理解和認識得以發生的前提。①海德格爾的這一論述也同樣適用於文學史家，文學史認識過程的主觀性不僅表現在對己有對象的價值判斷與情感取向兩方麵，而且甚至還表現在一個文學史家對對象的選擇上，“每一個主體總是選擇符合他的需要和興趣的那些東西作為評價的對象”②，這也正是夏誌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會將沈從文放在重要地位的原因。而大陸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卻幾乎見不到沈從文的名字。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中將梁實秋說成是中國現代“有數的幾位散文大家之一”，而大陸版的文學史除了在現代文學思潮部分將他作為反麵典型提一下以外，對他的散文幾乎不置一詞。按照現代解釋學者伽達默爾的看法，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種不受人的有限性與曆史性製約的所謂自主的能夠成功地使自己從曆史的直接纏繞與伴隨這種纏繞的偏見中解脫出來的主體①，針對施萊爾馬赫與狄爾泰的相關觀念他問道：難道僅僅通過采取一種態度，認識者就真的能使自己離開他當下的情景嗎？伽達默爾認為，曆史性並非僅僅是認識主體的一種偶然的和主觀的條件，而是一種本體論的條件，在曆史理解的一切過程中早已本質地包含了認識者自己的當前情境。事實上現代解釋學是把認識者束縛於自己當前視域的特點，以及使認識者與認識對象相隔的時間間隔作為一切理解的創造性基礎，而不是作為一種必須克服的消極因素和障礙。我們的偏見並非使我們與過去相隔，而是使過去向我們開放，它是曆史理解得以進行的積極條件。正是這一意義上，伽達默爾說“偏見就是我們對世界的開放性”②。總而言之，離開文學史家的當下性的文學的曆史是不可能達到的，也許它的確存在過，也就是我們的有些論者所特別關注的“客觀性”。然而我們的觀點是這個問題對於文學史家來說不如擱置，因為對於一個文學史家來說，曆史是一個認識論問題而不是一個經典析學意義上的本體淪問題將曆史拿到經典哲學意義上的本體論領域來加以討淪其實並不能有助於曆史認識，這已經被太多的事實說明過了。
如此這般，文學史家的曆史與現實之間的夾縫地位是頗為尷尬的他必須同時向著兩麵作戰。一方麵他須得是一個後視者，向若往日追求，另一方而他又必須是一個前瞧者，用現實和末來的眼光來取舍曆史索材以決定哪些對當下或若即將來臨的當下是有意義的、一個文學史家的使命其實應該是在曆史中發現現實的因素，在現實中發現曆史的因子他不應僅僅是一個成天在圖書館中理頭閱讀古書和過期刊物的那種人因為他的讀者並不是那些生活在往日的人，而是那些實實在在地生活在此刻的人。也就是說，一個曆史學家其實是在向著現實發言而不是在向著曆史發言，他的話為現實的一切而說，在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他是一個非曆史主義者。
這決定了文學史家的另一個特征，那就是他在是一個非曆史主義者的同時還必須是一個個人中心主義者，否則他就無法說話。這是一個個體化的時代，每個人都隻能代表他本人—“我”—而說，沒有人有權力可以用“我們”這樣的方式說話，任何試圖代表“我們”說話的“我”都是非法的。就這一點而言，法伊爾阿本德的“所有的科學家都是個人”①的確是說出了一種真理。。在我們看來，“客觀的曆史是否存在”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而“誰能代表這個客觀的曆史說話”才是一個真正的問題。既然誰也沒有權利充當這個客觀的曆史的代言人，這是一個沒有人能充當真理的終極裁判者的領域，那麼麵對曆史的言說就隻能是一種眾聲喧嘩，有無數個“我”在言說，但這無數個“我”並不能彙成一個統一的“我們”。質言之，文學史家隻能是一個又一個的個人，他代表他自己，他說他自己。其實一個誠實的富於自我質疑精神的文學史家他也不可能代表“我們”而說，因為史家們是帶著個人性去麵對曆史的，放棄個人性史家實際上就無法處理曆史。湯因比說：對人類任何事物的研究都必然帶有選擇性，因為好奇心本身就是主觀的，我們並不對一切事物都普遍感到好奇一再進一步假設他認為所有的事實都是同樣重要的—可他無法寫成一部摻和所有這些事實的曆史，他不得不進行選擇，而且即使他把這些所有事實都轉載出來，也隻能突出一些事實並貶低另外一些事實，在某種意義上曆史是人為的。①如果一個文學史家認為文學史卜所有存在過的作家作品都是重要的，那麼他又能做什麼呢？他會被那些文學史材料淹沒，他的文學史會長得永遠也寫不完。所以，在義學史學的領域不存在“全體”（全麵）的叮能，任何以個而公正的麵目出現的文學史都是可疑的，隻有“局部”才是文學史家家能做到的，也才是可信的，難怪亞裏士多德會說“曆史傾向與表現個別事物”，而我們還要進一步說，它也隻能被個體的人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