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斷言在文學史領域裏試圖做一個純粹的’‘他者”、試圖與他的對象保持一種冷觀的關係是可悲的，因為他想做的是他不可能和不必做的。比之於將文學史歸之於那些所謂純然客觀的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規律，我們更願意將它歸之於主體的使命，它是生命關懷的過程與結果，與其說它是一種客觀性不如說它是一種主觀性。的確，它是一種客觀性，但是那隻是在它處於原生態之時，而原生態的文學曆史我們的史家在現時並不能觀察到，史家所能關注的對象其實隻是作為曆史碎片的遺留態的曆史。遺留態的曆史是以往的人們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加以記錄和保存的附帶了主體選擇的結果，並不是曆史原生態本身，原生態曆卑已經播散在了浩渺無邊的曆史時空之中，永不能複現。史家的天然使命便表現在評價態的曆史之中，評價態的曆史作為史家使命的完成將向我們這個時代昭示什麼？這決定於史家在其中注人什麼樣的主體品格。從這點意義上說，我們願意毫不隱諱地承認，我們是反決定論者，在曆史中我們並不是要尋找一條限製人的鐵律，如果這條鐵律是那樣的高高在上，以至於我們對它隻能俯首膜拜，那麼它跟利奧波德？馮？蘭克所說的“神的注定”①又有什麼不同？甚至我們關心文學史也不是因為它曾經存在過，我們關心的並不是或首先不是曆史的原生態的內涵（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我們對這一內含是無力的），我們關心的其實是曆史的意義，也就是它對於現實的意義。這要求我們在文學曆史領域裏反對一種盲目的客觀主義。當然這樣做很容易給文學曆史研究帶來一種浪漫主義的傾向，過去我們的許多人一直在不遺餘力地與史學領域裏的這種傾向作鬥爭，然而卻始終沒有成功過，為什麼？僅僅隻是因為它就是曆史研究的本質，我們無法反對這種與曆史研究與生俱來的東西。
不過這並不是說在文學曆史的領域裏我們不必要對浪漫主義提高警惕，過度的浪漫傾向是有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學曆史研究的學術品格的。事實上我們必須反對過度的浪漫傾向，使它免遭功利化，特別是意識形態化和過分的世俗化的侵蝕。有關意識形態化的問題已經不必多說了，這裏要強調指出的是目前文學史領域裏的過分的世俗化傾向。當前的文學史研究中的過分的世俗化傾向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麵‘）一是功利化，將文學史研究看作是一種獲取職位、學銜、聲名的手段二是通俗化，將文學史研究看成是通俗文學一樣的，使它成為通俗讀物的一個來源，文學史的書寫在這裏是向著獵奇、刺激而去的，它是學術與欲望合謀的產物。三是實用主義，於我有用就是真理，與我合拍就是真實，於現時一刻的功利目的有益就是曆史，用一種短視的眼光來看待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這些都是很要不得的。其實目前的文學史學科總體水平不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此。這是一種走上了邪路的“現時”關注的結果，它也自然地將文學史研究帶上一條邪路。
我們說文學史家必須擁有現實熱情，但是“現實熱情”並不同於“現時關注”。前者是指文學史家對他所處時代的人們的普遍生存狀況的關懷與悲憫，他熱愛在現世實實在在地生活著的人們更勝於那些曆史往事，不僅關注現時代人們物質生活的豐富，而且更為關注他們精神生活的平安，他把他的文學史工作當成是他的這種熱情的體現，從這一意義上說，他是一個向著曆史深處尋求現實精神之門的人，他懂得曆史的最深處就是現實。而“現時關注”則是狹隘的、短視的、功利的，甚至是利己的，過分的現時關注不僅不會增強一個文學史家的時代感，相反會毀了一個文學史家的時代感，這會使他成為一個僅僅為他本人而言說的人，他的文學史工作不再是一個時代的聲音，在此他是一個利己主義者，為“我”且是惟“我”的（注意！這並不是說他就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了，個人主義與利己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而一個具有現實關懷感的文學史家，他懂得真正的曆史研究是向著此刻的人的存在敞開的，他知道如何從對曆史的反思中尋覓現實的本質，從而關注時代的趨向。他將自己放在整個時代的生活之中，他僅僅代表他本人而說，但是他不隻是為他本人而說，他以“我”的名義說話，但是並不是為‘我”者，因為他為時代而說。
不過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得說，一個文學史家僅僅具有現實熱情是不夠的，因為現實熱情使人將注意力集中於人的當下性之中。完全從人的當下性出發會有損一個史家的曆史感，他將無法將曆史主義與審美主義、修辭主義與思想史主義的治史悖論解決好。這是一個史家同樣必須克服的。
一個真正的文學史家還必須具有博大的類意識，他不僅為他所處的時代言說，還為整個人類史而言說。他的超越性追求、人類學情懷、彼岸精神、終極取向，是他的文學史研究的另一個動力，而且正是這個動力使他有可能將現實熱情熔鑄在曆史追尋之中。在此他不僅是一個熱愛現實的人還是一個熱愛理想的人，他的文學史研究就是在這樣的理想之光中得以實現的。彼岸關懷由此顯得非常重要，它是將一個庸俗的文學史家與一個偉大的文學史家區分開來的分水嶺。如果說現實熱情使他熱衷於共時研究，使他取共時性視角，那麼彼岸關懷則使他感到他的此在的共時隻是人類偉大的曆史進程中的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計的一瞬而已，他必須將之放人到整個人類史的浩渺無邊的洪流之中才能顯出其意義。彼岸關懷使他獲得超越一時一地的價值之思的力量，使他的價值取向由平麵過渡到立體，使他的意義追尋由此在的個人性過渡到此在與世界的共在性，他視文學藝術是存在的敞亮與去蔽，他將文學史學者的使命理解為也就是將這種曆時性的去蔽與敞亮在共時性之中再次昭示給人們。這樣他就獲得了整個人類的精神史的參照，他的研究也因此而會得到一種博大而恢宏的曆史意識的支持。他的曆史研究的目的由此而上升為對人類精神生活的永恒法則的苦苦追尋，他的文學史工作是他向著人類的變動不拘的生活之中的永久性質素的一種詢問：為“人”的整體的詩意棲居尋找坦途，成為他的文學史研究所致力的最高方向，也就是在這裏他將文學與曆史、與哲學、與人類學結合起來，他的文學史研究不僅具有文學的、曆史的品格還具有哲學的、人類學的氣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