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有在史家的彼岸關懷與現實熱情雙重關注的籠罩之中，文學史作為文學史家的完成也才是作為史家的主體性的完成，它的主體性規約由此得到彰顯。重尋曆時是主體的一種自我確證；重構曆史是主體的一種自我尋找；重建人文之境是一種主體的自我回歸。文學史在史家的個體主體性之光中得以建構不僅使史家成為史家，還使史家在一個更高的層麵上成為真正的曆史主體。它也使一個時代占有其自身的曆史成為可能，使“曆史”真正地配得上“時代的曆史”這樣的名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才談得上人對曆史的支配，才能使文學史變成是“屬人”的曆史。
或許問題的實質不在於這個時代能給我們什麼，我們所能得到的一定是我們主動迎接的，因此其實我們更需要問一問：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姿態和質素來迎接它？在此我們願呼喚新的文學史家。
結語。用什麼標準來衡量我們的文學史研究？古希臘哲學家普羅泰勒斯說：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道出了一個真理：一切的衡量最終都依賴於人，而人則是具體的。沒有抽象的人類、人群，隻有具體地生活在一定時間與空間之下的個人，這樣“人是萬物的尺度”其實就是個人的尺度，這是相對主義的根基。相對主義在我們的經典哲學辭典中是個貶義的詞，而現在它似乎因為被許多文壇狂人用來為自己的狂言亂語辯護而更加的臭名昭著。但是相對主義並不如此淺薄，它比機械的符合論和絕對主體論要深刻得多。符合論是先設定有一個絕對客觀然後要求主觀認識與之符合，符合論無法解決的問題是：“誰來判定這個‘符合’？”特別是人文科學領域，其研究對象都是一次性的，不可重複的，“符合”幾乎不可驗證。絕對主體論則是先設定有一個絕對主體，可以為世間萬物立法，它是超驗的，超越曆史與經驗，從而成為一切真理的標準代言人。有時這個絕對主體是“上帝”，有時是“經典著作家”，這裏主體不再是有血有肉的既理性又有非理性的個人，而是抽象化了、神聖化了的絕對主觀。無論是符合論還是絕對主體論都依賴於這樣一個常設方式，即給人類的知識劃分出等級，在知識金字塔的尖頂是終極真理，它生出一切又衡量一切，它自給自足自我證明，不容處於下層的知識進行任何形式的質疑。依此，將知識分子也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有掌握了終極真理的“經典著作人”、“導師”，有欽定“經典闡釋人”，最下層是那些依照“終極真理”從事具體學科研究—貫徹真理的人。這一體係是如此等級森嚴，以至塔尖人物常常實際上可以依靠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等現實工具而主宰塔基人物的思想與行為。相對主義正是在這一點上對這種知識的等級製構成了極大的威脅。相對主義否定知識具有等級高下之分，認為對於言說“真理”這一件事，所有的從事者地位都是平等的，這才是相對主義的根本性所在。所以相對主義實際又等於知識領域中的民主主義，不承認知識領域的神授予特權，肯定知識領域的人人平等。堅持知識的相對主義其實是堅持掌握知識為天賦權利—人人都有掌握知識的能力，就掌握知識的價值而言，每一個人都有同等的接近真理的地位。這就是說，相對主義並不一定要否認真理，相反，相對主義者一般來說是承認真理的。在這一點上他區別於一個懷疑主義者，相對主義者所堅持的是“誰來言說真理”，他會說：誰都有權言說真理，沒有人有權壟斷言說真理的地位和資格，每一個人都是其探尋真理的標準製定人和執行人，除此，不存在另一個人，另一群人，另一個人類或上帝來為“終極”真理做裁判。進一步來說，相對主義者承認真理，但真理是各種各樣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人們在這些真理之處不需要一個絕對真理就因為它是各式各樣的，而不是因為它是惟一的。
由此，相對主義者並不像我們以往認為的那樣是沒有文化立場的，相反他們具有一種民主主義的知識立場。
文學史研究的絕對客觀性在我們這個時代幾乎是土崩瓦解了。有關曆史知識是一種可靠的科學認識的說法普遍地受到質疑，這個質疑首先從曆史科學與自然科學的區分出發，將自然科學的抽象性、普追適用性抽離出曆史學，把曆史學定義為個人性的、心理性的、個別性的、具體性的學科活動。在狄爾泰看來，曆史隻以生動具體的個體為對象，個體的自我意識，他自己心靈過程的體驗和他個人的生命感形成他理解人類世界的蠢而蔽住理解個體生命對理解社會和曆史來說是根本性的前提。狄爾泰複興了自施萊爾馬赫以來一直被忽略了的解釋學，把曆史認識變成了一種解釋問題，曆史認識被看成是一種主觀的過程，因為材料的選擇和解釋都以曆史學家本人的經驗為轉移，曆史學家必須生活在自己解釋的“客體”中，但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曆史學家必須生活在自己的心靈中；這樣狄爾泰不僅認為曆史理解的對象是具體的個人，因為“個人是社會之最終的具有意義的單位，他們的行為構成曆史”，而且理解曆史的基礎乃是史家個人的主觀性，對世界的個人的主觀體驗成了曆史認識的前提：這種思想在經過了伽達默爾以後在20世紀已經彌漫開來，對人的曆史認識能力的懷疑，對人的曆史認識能力的限製已經深深地影響了我們這個時代，以致幾乎在我們可以列舉的每一位曆史學家的身上都可以見到這種質疑的影子，從斯賓格勒、湯因比、雅斯貝爾斯、布拉德雷、克羅齊到科林伍德，無不如此，盡管他們各人的質疑方式、程度、目的不同。可以說，有關曆史客觀性的說法已經粉碎了，這種粉碎的直接結果就是導致了曆史本源與曆史敘述的區分。前者是所謂原生態的曆史，後者是評價態的曆史。過去我們並沒有認真地區分二者，但現在我們認為，我們實際並不能直麵曆史本源，我們所麵對的隻不過是前人對曆史的敘述而已，自然這裏也包含建築、音樂等被狄爾泰稱為“客觀精神’，的東西，但所有這些曆史”“遺產”都是主觀成果。在文學史研究領域中，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係係主任孟爾康在“中美第二屆比較文學雙邊討論會”上所作的題為《曆史、文學和文學史》的發言①很典型，他認為曆史的觀念本身有了很大的改變，過去，人們並不注意“事件的曆史”與“述說的曆史”二者之間的“鴻溝”。其實一般所說的曆史都是指很少有人能親眼目睹的書上記載的事件。既然是“記載”就必然帶有記載者的局限和偏見，“事件本身沒有知識，沒有自我述說的能力”，人類的智力究竟能把事件解釋到何種程度也很難定。事實上“述說的曆史無非就是某些人對曆史事件的知識”，這種知識又是“基於曆來的記述”，“基於述說者本有的知識和他當時的欲望與欲求”，也就是說任何曆史的記述都不可免地包含著記述者的虛構。孟爾康的這一論述實際是曆史相對主義的，但也正是這種思潮在當代文學史界卻很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