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向”的性質就像一根繩子一樣牢牢地掛著他。他終究經不住自由的誘惑，更是為了抗拒權力的安排，從他人手裏奪回自己，但是他畢竟太弱小了，區區一個讀書人怎麼能在與強大的權力的抗爭中取勝呢？最終他不得不拿出所謂的“人才流失費”“10000元”（相當於他當時兩三年工資）向權力去贖回自己。自己雖然被喚了回來，但是他的心靈已經留下了一直隱隱作痛的創傷。盡管如此，他還是沒有放棄他的行走，他從揚州到南京，又從南京到武漢，後來又到了上海，拖著他疲憊的身軀，一路孤獨地走下去，去尋找那一片屬於自己的天空，或者說就像魯迅筆下的“過客”，把行走看作自己生命存在的方式，他要在不停地行走中實現生命的意義。正是在這人生的不斷行走中，他對行走有了非常深刻的認識。他曾在一篇關於魯迅與梵高的比較的文章中，係統而深刻地闡述了魯迅筆下“過客”的行走，在與魯迅的精神對話中滲透著他自己的人主體驗。
葛紅兵在行走中獲得了自由，也對自由有了深刻的感悟。但是，對自由的深刻感悟之後，他並不感到激動和興奮，反而對自由產生了嚴重的恐懼，甚至產生了懷疑：“這些小小的自由對了我這樣的人來說又為什麼意義呢？已經有人為我在排好了我為什麼還要選擇自由呢？自由使我心慌，我怕的就足可能性……”這種懷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盡管我們不能讚問。因為我們知道：首先獲得自由而進入的天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未知的世界，它雖然可以激起我們的好奇心，但由於陌生而難以把握，到頭來自己很可能被自由吞噬：其次，長期以來我們生活的環境已經為我們安排好了一切已使我們對這種安排習以為常共產生了嚴重的依賴心理，使我們對於自由很不習慣，就像長久關在籠子裏的烏總是吃著主人的喂食以致於退化得自己沒能力出去覓食；再次，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嚴酷的現實很可能布下魯迅所說的“無物之陣”，叫每一個追求者不知所以然地栽跟頭。所有這些不能不令人感到膽怯。
對於內心的這種怯懦，葛紅兵沒有回避，而是從奧古斯丁、盧梭、尼采、薩特、魯迅等先輩那裏汲取精神力量，鼓起勇氣，深入到自己的靈魂最隱秘的地方，將深藏著的怯懦揪了出來示眾。於是，在《我的N種生活》中，讀者可以看到分明生活著兩個葛紅兵：一個是接受審判的葛紅兵，他“陰暗、糜廢、熾狂、偏執、衰頹、輕蔑、退縮、疼痛”，“是自己的魔鬼”，是一個退縮者的形象。這個葛紅兵總是躲在靈魂的深處，像烏雲一樣籠罩著他的天空，總是在關鍵的時刻命令自己向困難妥協和投降或者繞過各種障礙，企圖將他自己囚禁在舒適而愜意的溫床上而忘卻作為人存在的意義與生命的價值，使他的人生一直浸透在悲哀之中：另一個葛紅兵則是自我審判者與解剖者，在書中以思想者的姿態存在著，為那個接受審判的自己而深深地怦悔。就是這兩個葛紅兵在書中激烈地搏鬥著。通過這場搏鬥，張新穎先生看到了這樣階情形：“這是一顆敏感、不安的靈魂的自我創未，展露了幽暗複雜的精神圖景，釋放出強烈的衝擊力和生命痛苦掙紮所產生的豐富能量。換心自食，痛何如哉。”（《我的N種生活·國內批評界對本書的評價》）這場搏鬥就是向自己身上的人性惡開戰，無疑也是一種痛苦的自我台定。而這需要撕裂自己靈魂的堅強勇氣和吞咽巨大苦痛的氣概，這不能不讓人聯想到了嚴厲解剖自己的魯迅。然而，對於葛紅兵本人來說，他並不是要獲取與魯迅等人牽連到一起的評價，更不想在這一點上做個“模仿秀”，他是要將自己的靈魂撕成碎片，並將其投入到語言的烈火之中，讓自己的靈魂在熊熊的烈火中涅梁，以期升華。向著彼岸泅渡的升華看似光彩照人，隻是棄給那個庸庸碌碌的勇氣又有幾人能擁有！隻是撕裂靈魂的巨大痛楚又有幾人能夠知曉並且體味過！
一個完整的人應該是由靈魂與肉身兩部分構成的，或者說精神與物質的結合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然而，這兩者並不總是十分和諧地相處，而是常常發生矛盾衝突。如果成功地解決這些矛盾衝突，人就能生活得十分滋潤，否則就很可能走向自殺。那麼如何妥善解決肉體與靈魂的矛盾呢？葛紅兵選擇了對話。於是，在他的《我的N種生活》中便有了靈魂與肉體的對話。當然，這種對話既有激烈的爭吵，也相娓娓道來的勸說。
在《1968年的飛》這一節裏，“我”便是那不安的靈魂，“你”就是那沉重的肉身，通過對話探討“存在”的問題：“存在”的意義是什麼？人應該如何“存在”？這種對話往往是從現實生活出發而最終走向了形而上，進入了純粹的哲學層麵，這就使得他的這種自己與自己的對話不再隻屬於他的個人，因為他在走向哲學的時候就已經走進了人類的本性。試想我們每一個人又何嚐個需要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展開這樣的對話呢！